苏珊·富勒（Susan Fowler）在2016年离开Uber后，就没有再真正地写过一行代码。她不是没有努力过。为此，她还注册了一门Coursera的课程，学习新的内容。然而，她还是太紧张太焦虑，甚至连一个简单的项目都完成不了。怀念写代码的日子吗？“我一点也不怀念写代码，因为那段日子结合了我太多不愉快的经历，”富勒说。她看了格雷琴·卡尔森（Gretchen Carlson）的书《勇敢起来：制止性骚扰，夺回属于你的权利》，然后一个念头闪过脑海：在某一个行业里，揭露性骚扰的女性，从不曾再回到原来的行业。对富勒来说，亦是如此。她已不再是一名软件工程师。我们坐在湾区一个名字比较有趣的地方。我不会说出具体的位置，因为富勒那篇揭露Uber内部性骚扰的博客文章四处散播后，她经常受到私家侦探和其他人的跟踪骚扰。事实上，在我保证不会透露地址之后，她才同意与我见面。“我现在的生活确实与以前大不相同，”她说，“我总是小心翼翼。”这是在她的回忆录《告密者》（Whistleblower）即将发售的两周前。除了平日里的紧张不安外，出版前的焦虑也困扰着富勒。只是，你从她的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她的焦虑。她身穿黑色皮夹克，灰色船领上衣和牛仔裤，优雅安静地坐在那里。她似乎没有化妆；头发也像是自然吹干的样子。换句话说，初看一眼，你会以为那是一位正午休的20多岁普通中产阶级妇女。而富勒，也确实在午休。离开Uber，告别工程行业你知道这位普通女性是因为她做了一件很不普通的事情。2017年2月，富勒写了一篇2900单词的长贴子，控诉她在Uber工作时遭遇的性别歧视。当她把帖子发布到个人网站时，她并没有料想到半小时后自己的文章竟会登上头条。她也从没想到，自己的小小举动最终竟会导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被迫辞职。Uber前CEO卡兰尼克她不仅详细地阐述了性骚扰细节——哪怕在入职第一天，她就在抵制直接主管对她的粗暴性骚扰。在《告密者》一书中，富勒写道，当自己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她感到一阵恶心。她遭到性骚扰，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我想到我是在一家大型公司工作，这里有庞大的人力资源部门时，我心里感到一阵宽慰，”她写道。如果你是那600万个曾阅读过富勒帖子的读者之一，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的结局：富勒被告知，她的上级“绩效显著”。另外，这也是他第一次冒犯女性。然而，直到富勒与其他女性工程师交好后，她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其他几位与这位主管有过不愉快经历的女同事，也均被人力资源部门告知，这是他第一次犯错。“这就是Uber的剧本，”她说，“我总在想，总该有个解决的办法的，不是吗？”她不断与Uber的人力资源部门进行卡夫卡式的斗争，不断受挫。阅读这些经历，不得不让人佩服富勒的坚韧。有一次，她想，是不是可以向人力资源部门举报人力资源部门。她想让这个系统正常工作起来。她被自己的投诉拿到Uber的前首席技术官苏安·帕姆（Thuan Pham）面前。但帕姆什么都没做，富勒写道。事实上，当女性（包括富勒在内）向他投诉工作中的性骚扰时，帕姆好几次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读完她的回忆录，你很难不相信，她之所以坚持不懈是因为她坚信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关心她现在的处境。富勒出生在亚利桑那州，自小在家里接受教育。对她来说，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权威人物就是她的父母。“我相信的权威人物不支持我，不信守他们的诺言，让我觉得很不习惯，”她说。富勒说，性骚扰往往是其他形式的劳动违法和不当行为的冰山一角。Uber内部的企业文化问题始于高层：卡兰尼克和帕姆喜欢看着他们的员工为地位互相拼杀。迈克·艾萨克（Mike Isaac）在描述Uber的书籍《Super Pumped》中详细介绍了在卡兰尼克领导下的Uber，打破常规和违反法律是内部常态。Uber让富勒身心俱疲。这不是她第一次遭遇性骚扰。早在宾尼法尼亚大学读书时，她的同学威胁她说，如果不为他的真情所动，就自杀给她看，富勒想让大学行政人员对自己的遭遇引起重视，但没有成功。当她把自己的问题向学校汇报后，她遭遇了另一位学生的顾问——也是物理系主人和宾大行政管理人员的冷待。富勒还相信，也因此她最后没能获得哲学硕士学位。这打乱了她的第一职业兴趣——成为物理学家，以及第二职业兴趣——成为哲学教授。现在，她只能在毕业后从事工程工作，因为她会写代码。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软件工程师。但那最初的遭遇带给富勒的经验教训最终在Uber的事件中发挥作用：记录不公平对待。“我时常开玩笑说，我去宾大主要是学习如何对待性骚扰和不公平对待的，物理或哲学知识反倒成了次要的。”富勒在科技行业的前两份工作是在规模较小的公司里，没有人力资源部门可以投诉。她的第一份工作在金融数据公司Plaid。那时候，她发现自己的男同事工作时间比自己少，挣得却比她还要多出5万美元。她的第二份工作在开发推送通知的基础设施公司PubNub。她的老板告诉她，她约会过的男人都会暗地里招妓女，所有女人也都一样，只想从男人口袋里捞钱。老板还告诉她，PubNub安装了允许公司阅读员工短信的硬件，并且他十分期待看到她发送给约会对象的亲密短信时，富勒接受了Uber的工作面试邀请。或许找一家拥有真正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大公司，才是正道。在Uber工作了六个月后，Uber的内部企业文化开始严重影响富勒的生活。她睡眠不足，焦虑不安，经常和男友、母亲吵架。她还是不是恐慌发作。“我经常在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这种遭遇慢慢让我变得恐惧、戒备、惊慌失措，”她写道。她不是个例。那些在Uber受雇时间最长的工程师“都似乎有自杀的念头”。富勒觉得自己慢慢变成了她讨厌的人。因此，她离开了Uber——告别了工程行业。一篇帖子，另一个世界告密者是一群异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把不道德行为公之于众，是一个人为了内心的正义感而牺牲自己——对机构、对雇主或对个人——的忠诚。愿意承担这一角色的人很少，更不用说这样做还会带来严重后果。因为采取了行动，告密者将失去部分社会身份。我们见面之后，富勒给了我写了一封邮件，说她听说自己被贴上了“#MeToo”标签。有人告诉她，别人仅对她故事中的性骚扰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她的回忆录是在强调她的其他身份：把她视为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有相亲相爱的丈夫。事实上，富勒在Uber的那段如今早已臭名昭著的经历一直到整本回忆录的后半部分才显露，也算作是对她身份坍塌的一种结构性叙述反抗。为了让公众看到真相，富勒不惜置自己的身份、生活、安全和个人隐私于危险之中。她在书中写道：“基于我知道的一切，与世界分享我的经历很有可能让我自己的生活也分崩离析。”一连几天她都在深度焦虑中度过，因为她知道，她不能保持沉默，但又无从下笔。“我记得，有好几天我就那么坐在那里，心理的压力越来越沉重。接着我就想，‘好吧，今天就不写了。明天再写吧。’”富勒说，“我就这样告诉自己，明天一定开始写。”最终促使她写下那篇博客文章的是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写的一本书——《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讲述了从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的故事。“我一边读一边想，换做我的话，我会成为一个好人吗？”她说，“险境把我们的本性暴露无遗。我刚刚经历过这一切，我又怎么可以若无其事的走开，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呢？”她于是坐下来，开始撰写自己的文章，小心翼翼地避免内容情绪化；毕竟，她是一个女人，她的情绪会让叙述显得不够真实。她在文章里没有提及名字，仅提到正式的头衔。每一句句子，都有据可循。她的文章发布时间早于#MeToo运动好几个月。#MeToo运动发起时，有权势的男性被指控有不当性行为。但富勒的努力却与之不一样。大多数#MeToo的故事都涉及多个女性，她们的遭遇非常相似，因此记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出一个模式。并且，几乎所有的#MeToo故事都集中在男性个体上，而不是保护这些男性的整个体系。而富勒却是把矛头直指Uber。不是某一个性别歧视的经理，也不是两个。而是全部——以及保护他们的人力资源系统。当富勒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她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她只是在想，或许某个人可以在诉讼中用到这些素材。“我到现在还没彻底弄明白，”她说。Uber此时已经恶名在外：女性乘客乘坐Uber很不安全；公司已经面临数项诉讼，负面新闻也此起彼伏。卡兰尼克在2014年接受GQ采访时，还曾说自己找女友就跟打Uber一样方便；“我们把它就做‘妞步’。”在富勒写下她的帖子之际，敌视女性早已不是秘密。不到半小时的时候，记者们已然纷纷嗅到这篇。富勒的帖子证实，Uber对待的女性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甚至到了违法的程度。富勒的电话突然之间受到短信和电话的狂轰滥炸，社交媒体上新消息提醒不断。（她的Gmail和Twitter应用率先崩溃）。当时富勒就职于Stripe。她的直接上司，也就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称赞她十分勇敢。但公司的通讯主管却态度谨慎，并对富勒说：“你不该把自己的名字跟性骚扰扯上关系。”为了阻止公司丑闻持续发酵，卡兰尼克对Uber的企业文化发起调查，但为时已晚。富勒的帖子发出后几天，迈克·艾萨克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详细介绍了所谓的“霍布斯”文化，从根本上佐证了富勒对Uber不良环境的控诉。2017年3月，距离富勒帖子的发出又过去了一个月，艾萨克再次发表报道，描述Uber内部的“灰球计划”——旨在规避可能限制公司经营的政府当局。在富勒新书的开头，是她与前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坐下来面对面交谈。霍尔德是调查的负责人之一。但根据《告密者》，这不是Uber进行的唯一一次调查。除了霍尔德负责的调查之外，还有一家法律公司Perkins Coie也开展了调查，以及Uber的内部律师开展的调查。根据富勒的叙述，内部律师开展的调查目的旨在“销毁证据，恐吓员工”。苏珊·富勒富勒小时候，总有一个想法——她自己说，可能是从电影里看来的——就是，如果把事情做对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一切都会就绪；错误得到纠正。然而，博客文章发布后，事情却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现实是，有人也对富勒展开调查。除了记者之外，还有其他人也开始联系富勒的亲朋好友，询问她的个人信息。富勒接到一个女人的来电，对方自称是调查Uber一案的私家侦探；她挂断电话后，发现女人所在公司实则专门帮助其他公司抹黑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受害者。还有人试图盗取富勒的社交媒体账号，她的Facebook账户就被多次盗取。她姐姐的Facebook账户也受到牵连。渐渐地，富勒越来越觉得可以倾诉的人寥寥无几，因为她的谈话，一再被泄露给记者。另外，针对富勒的诽谤也浮出水面。一名记者联系到富勒，告诉她，有消息人士称她拿了Lyft的钱。（此为假消息。）这个谣言不起作用时，其他流言蜚语接踵而至：她说的性骚扰经历都是谎言；Uber高管纵酒宴乐，而包括富勒在内的女性，也在其中；富勒的帖子是她丈夫代笔的。接着，有人开始跟踪她。“直到我开始写这本书，一直有私家侦探在跟踪我，”她写道。一名Uber前员工摩根·理查森（Morgan Richardson）曾表示，公司雇佣的私家侦探非法闯入她的家中。富勒很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富勒在Uber的好友也逐渐从她生活中消失。一位知情人士说，尽管使用了自动销毁的加密聊天，公司依旧发现她与富勒仍保持联系，因而十分担心遭到报复。富勒说：“有时候我真的希望什么都没做，因为现实实在太可怕。但我一直对自己说，不管结局如何，至少你做了正确的选择。没错，现实是很糟糕，很残酷。但是回到从前，重新来过，我一定还是同样的选择。”最终，一份删减过的霍尔德调查得以公开。（完整版本尚未公开。）列表上的第一条建议是“审核与重新分配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职责”。调查建议发布后，卡兰尼克无限期休假；七天之后，他宣布辞职。卡兰尼克的强硬导致了很多事情，比如他对自己和其他人的苛刻，他的咄咄逼人等等。但是在和富勒交谈时，我没有感觉到她是一个特别爱起冲突的人。相反，她很和善，让我觉得与她交谈十分惬意轻松。但是在她的书中，你会多次看到这样的句子：“我下定了决心”，“我决定”，“我心意已决”……而在卡兰尼克这类人身上，强硬的性格更加明显。但终究，他还是被像他一样意志坚定的人从他自己的公司赶了出去。从这点上来看，如果没有这些丑闻，富勒本可以是一名理想的Uber员工。柳暗花明骚扰终于归于平息，但富勒好像仍心有余悸，时刻警惕着噩梦再临。卡兰尼克辞职后，达拉·科斯罗萨西（Dara Khosrowshahi）继任首席执行官一职。有一次，富勒问科斯罗萨西，是不是还有私家侦探在跟踪她；科斯罗萨西回答说，我会“制止这一切恶行”。（“他说，Uber使用私家侦探的行为‘简直变态’，”这是富勒描述的她与科斯罗萨西的对话，“‘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令人难以置信’。”）Uber现任CEO达拉·科斯罗萨西我又问富勒，在她的博客文章和#MeToo运动之后，硅谷的大文化是否真正发生了变化，她思忖片刻，说，不是所有公司都跟Uber一样。当硅谷文化里根深蒂固的某些思想得到释放后，Uber就是那个明显的反面例子。让Uber之所以变得如此乌烟瘴气的是走向极端的颠覆心态——彻彻底底地无责任、完全信奉法律不适用。“我相信这种态度（在硅谷）是有一点改变的，”她说，“比较明显的是，针对科技公司的重新审视。”她说，她希望事情会越变越好，特别是现在记者们也努力让大众看到这些公司背后的种种——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对待员工的方式。“如果一定要说我从在Uber工作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公司对待他们员工的态度，也是他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富勒说。在Uber，公司对员工的轻视，也反映了他们对消费者的轻视。不过富勒也谨慎地表示，自己早已不再身处科技行业。她的看法也和以前不同。我问她，硅谷是否需要好好思考一下，科技行业需要正视自己的本质。“我没有真正想过这个问题，”富勒说。她早已离开科技行业，因此很难评说哪些方面仍需要改变。她最后一份工程师工作就是在Uber，2016年她离开Uber的同时也彻底告别了工程师身份。四年，对于瞬息万变的科技行业而言，已是十分漫长。大家也不必为富勒感到遗憾。她自己甚至觉得有些幸运。虽然她因为保护性骚扰的那些机构力量的阻挠，而错过第一职业选择（物理）、第二选择（哲学）和第三选择（软件工程师），但她热爱新闻事业，谈到在《纽约时报》担任编辑一职时，她脸上洋溢着喜悦。“我来对了地方，”她说，“这里正是需要我的地方。”富勒正着手一个关于隐私的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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