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梁建章署名文章全文: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男性在体力方面占据优势,导致女性的就业权利和社会地位远远不如男性。但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男性的体力优势除了在体育竞技等少数领域仍然有价值以外,往往已经无助于工作方面。而在智力和情商方面,女性并不弱于男性。因此在理论上,女性在职业生涯发展方面可以彻底平权。
实际上,自从工业化以后,女性的地位和职业发展也的确得到了全面提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世界范围内,2019年15-64岁女性的平均就业率为52.6%,中国女性的就业率为68.57%,北欧国家瑞典的就业率为81.25%。
当然,现状距离真正的平权还有一定的距离。虽然法律上已经完全禁止各种性别歧视,但是在观念上还残存着一些习俗,例如女性被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务等等,由此仍然会带来基于性别因素而形成的差异。除此之外,由于女性在育儿过程中往往承担大部分的养育成本,也可能导致在收入方面处于劣势。比如,从2018年男性和女性全职工作收入中位数之间的差距数据来看:欧盟平均为11%,中国为22%。很多研究表明,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因为男性在高级岗位有更好的职业发展。一般来说,在企业高管、顶尖科学家和政治家等人群中,女性比例还远远低于50%。所以,即便中国女性在职业平权方面已经今非昔比,但相对于男性还存在差距。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女性需要为孩子付出更多,所以会在职业生涯发展方面处于劣势。对于职场女性来说,因为生一个孩子而导致职业生涯发展中断至少半年到一年,如果生两三个孩子,受到影响的时间会高达两三年甚至更多,而这两三年往往是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最终结果就是妈妈的职业生涯发展因为生育而受到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仅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按此数据计算,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5,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2个,而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根据育娲人口研究《中国养育成本报告2022版》的具体分析,造成中国低生育率、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生育成本过高,而生育成本中,除了住房、教育等直接花费外,还有就是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这个问题对于职场妈妈尤为重要,毕竟生育和照顾孩子的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所以如何创造友好的社会环境,帮助女性兼顾家庭和职业生涯发展,是特别有意义的公共政策课题。
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生育小孩并不矛盾
有人说,生育孩子会影响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发展。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两者并不必然矛盾。从国际数据来看,虽然在很多低收入的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在生育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女性地位和女性参加工作率比较低;但是,在北欧等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很高,生育率反而也很高。例如,瑞典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新《王位继承法》赋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样的继承权,从而成为第一个宣布不论男女,长子(女)继承王位的君主制国家。瑞典议会中,2021年女议员的比例占47%,15岁-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81%,近年来,瑞典生育率达到1.9,是发达国家中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再来看冰岛,女性参加工作比例超过70%。得益于丰厚的育儿福利,冰岛也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生育率高达2.0。由此可见,女性职业发展、社会地位和生育率并不矛盾,当生育福利非常好时,女性地位和生育率可以同步提高。
所以我们提出如下的公共政策建议,来降低育儿成本,帮助女性实现家庭和事业的双赢。
1、增建托儿所,扩大幼托服务
目前在中国,严重缺乏3岁以下的托儿服务。目前我国有3岁以下婴幼儿将近5000万,能够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社会机构却很少,全国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根据OECD Family Database的数据,发达国家3岁(不含)以下儿童入托率平均值为35%,远远超过中国的入托率。有11个国家的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高的卢森堡是63.3%,冰岛达到了59.7%,荷兰、法国、挪威、韩国、比利时等超过了55%。
从上图看出,中国的入托率不到5%,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如果不能找到托儿所,双职工父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老人来帮助看护。但现在很多老人正面临延迟退休的形势,也不太愿意带孩子尤其是二孩三孩,而且保姆也越来越贵。所以剩下的选择只能是其中一人暂时中断工作。通常情况下,做出牺牲的往往是孩子的母亲,这对妇女的职业生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建议大量建设托儿所,而且由政府承担大部分的营运费用,把0-3岁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还可以考虑从东南亚等地引进外国保姆,进一步降低育儿成本。
2、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政府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
根据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最近有些省份还延长了产假。我们建议政府以增加育儿补贴的方式,承担一部分因产假而造成的成本。否则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育龄女性,造成隐形的用工歧视。
另外,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很容易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遭受的性别歧视。为此,我们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高福利国家都有比较长且男女相对平等的育儿假。例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励夫妇双方参与育儿。目前,瑞典父母一起可以获得480天的带薪育儿假,这当中父母双方各享有90天不能转让给对方的育儿假。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同时也要鼓励男性员工来休产假(甚至有些国家强制男性去休产假),让男性一起甚至更多承担养育和陪伴孩子的责任和义务。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在1.8左右,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欧洲等国的经验表明,在父母育儿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观念,通过法律规定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但能促进男女两性职场中的机会平等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而且有利于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3、推广灵活办公模式
我们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可以在家办公。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度提升了员工满意度;同时,社会效应也很明显,非但减少了通勤的拥堵,并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和缓解高房价。
最重要的是,这项措施特别受到刚生孩子的女性员工的欢迎,可以让职业女性获得较大的收益。一方面,通过混合办公的模式,她们可以有2天在家办公,每周可以省下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于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帮助她们减轻原本沉重的育儿压力。另一方面,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和分担家务,可以很好地缓解职业女性的焦虑,减轻职业发展和育儿的压力和冲突,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企业加入到推广灵活办公模式的行列中。
4.开放辅助生殖技术,包括单身女性也可以冻卵
现代职场女性要兼顾事业和家庭,在精力和时间上往往会发生冲突。对于今天的很多职业,大学本科甚至硕士是最低的教育配置。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年轻女性要24-25岁才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踏上社会进入工作岗位。如果她在工作之后才考虑结婚,又不那么走运地遭遇一两次不成功的恋爱经历,那么等到真正结婚时,很可能已经过了三十岁。但是,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还是在35岁之前,对于那些35岁尚未找到合适对象的女性,如果没有技术帮助,很可能会终生失去养育小孩的机会。要解决这个难题,就需要借助于科技的力量。冻卵和其他辅助生殖技术的最大好处,就是延长这部分女性的生育窗口期,帮助她们完成当母亲的愿望。
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规范》(卫科教发〔2003〕176号)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此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造成单身女性无法使用精子库、冻卵等人工辅助生殖相关技术方法行使自己的生育权。这项规定其实可归咎于过去限制生育的政策,但是现在中国的生育政策已经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曾经的规定也应当随之调整。现在有些单身女性愿意用自己的金钱和时间去尝试生小孩,其实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完全没理由去禁止这些利国利民的好事。
5、教育改革,缩短学制
现在企业招聘越来越多的硕士生,导致考研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需要从青春期开始接连面对中考、高考和考研三项压力山大的考试,而每项考试都造成了巨大的时间浪费。这些考试过去存在的理由,是因为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供不应求,而现在,高中甚至大学的教育资源在整体上都已经过剩。我们应该普及高中和大学本科教育,同时可以取消中考和淡化高考,把大学生毕业考(类似考研)作为筛选优秀人才的主要依据。这样就可以把中学阶段的复习中考和高考的时间节省下来。在中国学生现在经历的12年基础教育中,至少浪费了两年时间用于应付高考和中考,我们建议将中小学从12年缩短到10年,彻底解决教育内卷的问题。
缩短学制对于女生尤其有好处,因为女生本来就比男生更加成熟,完全可以提早大学毕业和工作。如果女生能够20岁大学毕业、22岁硕士毕业,提前两三年进入社会,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小孩,也能更好地平衡家庭和职业生涯发展。
结语
随着女性地位和独立性大幅度提高,人类已经告别“父系社会”。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也可能会引起结婚率和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但是,从国际视野来看,提高生育率和女性地位并不矛盾,北欧国家能够实现女性地位和社会福利的同步提升,也成功避免了低生育率陷阱,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必须也是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我们认为,应该从增建托儿所、推广混合办公、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以及开放辅助生殖技术等几个方面,来切实保障女性的充分的职业发展,帮助有生育意愿的女性实现家庭和事业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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