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Netflix剧版开拍在即 本土版推出首发预告：影视化“重塑”科幻文学？

一年多来，人们一方面对不时有新消息传出的《三体》影视改编抱有期待，另一方面，担心也不断悄悄堆积：类似《三体》这种“大题目”科普，制作团队越来越难构建出令多数科幻迷和影迷都满意的叙事框架。

尽管《沙丘》和《星球大战》系列都交出不错的票房成绩，但不可否认，在票房通胀时代，科幻影视化作品的票房已无法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一枝独秀，且各路人马和资金争相涌入影视化科幻的胜景，同样已是明日黄花。

“奇迹时代”，科幻变现实

科幻影视化仅存表面风光？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年）算起，科幻文艺的历史已长达203年。举世公认的第一部科幻电影——法国的《月球旅行记》拍摄于1902年，迄今已过去119年。在20世纪这个“奇迹时代”，凡尔纳小说中的“幻想”纷纷变成现实甚至回忆，就连英国作家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世界大战》中勾勒的“未来战争”场景，也很快被两场真正的世界大战证明“科幻得还不够”。冷战时期，美苏等国斥巨资在最能激发科幻想象力的外太空针锋相对，在几十年时间里不仅刺激着科幻作家、影视业者、投资者的创作、制作和投资冲动，也持续激发观众的科幻热情和想象力，促使他们持续不断地贡献热度和票房。在这种相辅相成的热度推动下，《星球大战》《沙丘》系列才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飞冲天。

如今科技继续日新月异，然而昔日只为“压倒对手”而不惜代价的大手笔却越来越少，科幻影视化的“翅膀”——太空科技奇迹越来越具象化，很难重演阿波罗登月、航天飞机上天那种偶像化的全民热潮，从创作到投资，再到票房，都有些欲振乏力。

从“科学幻想”到“科学幻灭”

尽管悲观科幻与乐观科幻、软科幻与硬科幻之争贯穿始终，科幻也经历了从下地入海到登月探天，从人类到“超人类”等一系列演变，但有一个脉络十分明晰：科幻的历史，划出一条从“科学幻想”到“科学幻惑”，再到“科学幻灭”的轨迹。

早期的科幻作品大多充满探索主义精神，对科学的力量充满信任和好奇，认为许多现实中的难题，在幻想中的未来高科技面前都能迎刃而解。一时想不到解答的难题，则是“科学的幻想”，或“幻想的科学”尚未达到相应火候所致。

二战后的阿西莫夫、克拉克和海因莱因“科幻三杰”时代，科幻作品仍延续战前“对科学充满幻想”的路线。不论是“机器人+外太空”的阿西莫夫，或预言了一个又一个科技成果的克拉克，在他们的笔下，科技是解决难题的利斧，而解决更大难题的途径则是更高水平的科技。他们不仅对科技充满信心，更对人类掌握科技的能力也信心十足。

所谓“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以及机器人在不违反前两条定律的情况下尽可能保护自己），与其说是科幻框架，不如说是人类以自己的意志、架构，规范非人类文明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说，“黄金时代”的科幻创作人依然坚信人类智慧可以驾驭科技，并解决一切问题。这种对科技和人类的信心，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新浪潮中受到冲击，巴拉德、奥尔迪斯等一大批英国科幻作家开始对“科技万能”“人类智慧万能”无所适从。尽管他们的作品因“不够科幻”昙花一现，但继之而起的“赛博朋克”风格回归传统科幻路线，但科学和人类智慧不再能解决一切麻烦，恰恰相反，他们常常自己变成麻烦的创造者和发源地。

影视改编还能热多久

几十年来，“科幻性善论”和“科幻性恶论”这两个话题持续为科幻影视作品保温续热，并为更商业化的科幻影视作品“打底”。阿西莫夫、克拉克等科幻作家的长寿（包括年龄和创作生命），更让这一热度的余温一直延续至今。刚热了一把的《沙丘》，便脱胎于与克拉克、布雷德伯里等“老前辈”同时代的名家赫伯特原作。不过，当今时代已有不少受众议论“票房更多靠疫情烘托”，更有人吐槽“像《星战》系列一样，在未来世界里让角色们进行中世纪的冷兵器骑士对决，实在太老土”。

即便“大刘”也已成名许久，且因“改编难”一直让许多影视团队犹豫不决。如今终于有人出手当然是好事，却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科幻原创的青黄不接——制作者和投资者宁可去挖《星球大战》《沙丘》这样的老作品，宁可冒险改编高难度的“大刘系列”，也不敢轻易对新生代原创赋予过多幻想。

《三体》导演杨磊称，“一个好的科幻，是要有现实意义的。看了这个科幻，也许就是明天的现实。”对于当今许多观众来说，特效不再是科幻大片的专利，也不再充满刺激和新鲜感——科幻片原本的优势正不断减弱，故事性差的劣势开始变得突出。当然，科幻“怀旧饭”暂时还可以“吃”，毕竟《星球大战》《沙丘》等还是票房保证，《三体》也将搭上这趟车。而相对故事性好一些的作品，如国内票房创纪录的《流浪地球》）也能一鸣惊人。当特效不再完全充满吸引力，科幻作品将向何处去？在后特效时代，倘若故事性差的瓶颈不能突破，科幻作品影视化之路也将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