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屏幕对孩子的危害或许被夸大了 如何合理使用依然是问题

她绞尽脑汁都无法让大女儿坐在便盆上如厕，最后根据其他父母的建议，给她看了一段手机视频，问题竟然迎刃而解。但孩子接触电子屏幕越多，她的焦虑情绪就越深。

卡梅内兹还沮丧地发现，哪怕家里限制使用电子屏幕，到了幼儿园还是能接触到。意识到校内外的巨大裂隙后，她对合理使用电子屏幕的话题产生兴趣。卡梅内兹调查了500个家长，看他们如何制定或打破屏幕使用时间的规则，也访问了很多学者。

随着访谈深入，她发现这个问题很复杂，绝非简单的对和错、禁止/限制和许可，就能囊括。尤其是有些学者为了便于发表研究成果，会刻意“博眼球”，电子产品的不良影响也被夸大了，更助长了焦虑情绪的扩散。

“我的一大目标就是向家长介绍问题的复杂性，对焦虑的论调加以平衡。”卡梅内兹在新书《儿童电子屏幕指南：来自500个家庭的经验》中说。

在中国，特殊的教育状况，使得孩子与家长、学校因电子屏幕使用而发生的冲突更有激化的可能。正如在中学里做了20年心理咨询教师的王新红所观察到的，这些经常发生的冲突包括摔iPad、摔手机、强行断流量，甚至有孩子会威胁老师或家长：“要是敢收手机我就去跳楼。”因此，《儿童电子屏幕指南》所做的调查和研究，对我们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空气里充满WiFi信号

卡梅内兹认为，21世纪的每个父母都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是：孩子究竟该如何使用电子屏幕。

她是成长于网络时代的第一代父母，挥之不去的童年噩梦，是在一个深夜被电视机屏幕里突然“喷”出来的绿色黏液吓坏了。两个孩子则是触屏环境下长大的第一代人。从网络时代到触屏时代，短短20多年时间，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彻底嵌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呼吸的空气里充满了WiFi信号”。

2011年，一项针对9000名美国学龄前儿童的调查指出，他们平均每天有4.1个小时在屏幕前度过。2016年，另一项针对美国儿童和青少年媒体使用情况的调查则显示，8~13岁儿童日均使用娱乐性媒体的时间是6小时，13~19岁青少年使用时间则达到9小时。在今天的美国，孩子第一次接触数字媒体的平均年龄是4个月，而在1970年代是4岁。

家长们都公认，孩子在屏幕上花的时间太长了，但他们不知道“健康使用”的边界在哪里。美国儿科学会一位专家也承认，这是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卡梅内兹通过采访和梳理发现，核心问题无非两点。第一，什么样的屏幕使用方式才科学而合理；第二，屏幕使用量多少才健康。遗憾的是，在这个新兴研究领域里，专家们的成果充满“戏剧性的对立”。在关键问题上他们至今各抒己见，互不相让。误导和焦虑随之蔓延，问题也变得愈加复杂。

越负面越好发表的研究

首先，研究者关于电子屏幕的预设立场就存在某种偏见。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专家丹·罗默告诉卡梅内兹，只要有新技术出现，关注就会随之而来。有些研究为了能得到发表，会聚焦于技术带来的伤害。于是，那些发现屏幕使用和其他事实之间存在负面关联的实验自然更受关注。而那些显示屏幕使用具有益处的实验，在一开始就不会被设计和实施。

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梅琳娜·安卡佛进一步解释，真正要通过科学的研究发现儿童和电子屏幕之间的关系非常难。科学证据的黄金标准是随机对照实验，从观测组之间的差异得出某种结论。但如果研究对象是人，道德委员会就不会轻易批准类似实验。尤其孩子很脆弱，屏幕也可能是有害的，就更不能在受控实验中让孩子更多地暴露在屏幕面前。“大多数的研究都是相关性的，我们无法得出太多因果性的结论。”

卡梅内兹还发现，一些探讨儿童和电子屏幕关系的著名观点，要么太轻率，要么经不起严密的科学论证。比如不少中国妈妈都知道的“两岁以前最好不要接触屏幕媒介”，是美国儿科学会在1999年首次提出的。但一位起草者后来却透露，“当时一点证据都没有，我们是编的”。这一结论之所以风靡全球，也如这位起草者所言，“运气真是太好了”。因为后来有十多份研究表明，过早、过度接触屏幕会导致语言学习滞后。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尔的《群体性孤独》一书颇受重视，其中探讨了数字技术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中文版于2014年出版。她的核心观点是：数字技术让人们彼此孤立，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但卡梅内兹却认为，这本书夸大了科技对儿童交流的影响。以婴幼儿参与的视频通话为例，最新研究表明，实时通话功能显然与提前录好的视频不同。视频对话时婴儿会简单互动，注意力更集中，这些都是学习语言等重要技能的前兆。

“网瘾”之争背后的利益

卡梅内兹查阅了所有电子屏幕负面影响的研究，发现公认的只有两个，一是影响睡眠，二是导致儿童肥胖症。诸如多动症、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学习等问题，学者们关注很多，但没有清晰界定出它们与电子产品之间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正如书中多次出现的“复杂性”一词一样，不良影响的判定不是那么简单，有时背后还涉及利益之争。这点在“网瘾”认定上尤其明显。统计显示，美国青少年游戏玩家中有大约8%的人达到了成瘾诊断标准，也就是有300万儿童存在某种程度的游戏成瘾。但至今，心理学界仍在争论，究竟该把“网瘾”作为单独的心理障碍来处理，还是将其视为抑郁、焦虑、强迫症等其他心理障碍的表现之一。

卡梅内兹说，如果把“网瘾”列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就有可能正式进入诊断序列和保险赔付范围，或许还会立法规定学校要为在校学生提供专门的无网络空间。可见，判定背后牵扯的利益面不小。

网络色情内容也是家长非常担心的。美国男孩初次接触露骨色情内容的平均年龄是9~10岁，女孩家长则担心女儿被“坏人”联系上。但专家们认为，这种“道德恐慌”总是伴随新技术的产生而来，并非数字时代独有。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专家贾斯汀·卡塞尔说，电报和电话出来后，家长就担心女儿被“拐走”，“与过去时代的人一样，美国年轻人受到的真正威胁并不是来自陌生人，看看统计数据吧，谁在对女孩犯罪？总是家里人，从来没有变，真是悲哀啊”。

提倡积极数字育儿

在一次研究中，得州理工大学的专家埃里克·拉斯穆森建议初高中家长和孩子讨论色情片时，要“诚恳地分享价值观”，这样孩子进大学后，观看色情片的比例会比较低。学者德沃拉·海特纳也持类似看法，“家长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说给孩子听”。

卡梅内兹把专家们的建议总结为“积极数字育儿”，认为家长在数字化教育中要发挥支持和拓宽的作用。父母也是孩子与电子产品之间的关键环节。因为研究发现，孩子会模仿父母使用电子屏幕的习惯。

至此，作为一名母亲的卡梅内兹笔锋一转，援引了博客上点击量超千万的一篇文章《在儿童乐园玩智能手机的妈妈》，对里面提到的“反面母亲”表示同情，也反思了美国社会的“密集母职”现象。“以往的儿童发展和依恋理论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将母亲放到中心位置。”她说，理想的母亲形象似乎就是永不缺位，永远守在孩子身边。她希望社会能理解母亲在承担孩子养育过程中的艰险，尤其是职场妈妈，更难平衡工作与家庭。

卡梅内兹显然更喜欢英国儿科医生和心理分析专家唐纳德·维尼考特关于亲子关系的论述——“够用妈妈”，意思是，婴儿期给予孩子全身心照料，等他们长大逐渐成为独立个体，母亲慢慢退居幕后，不再按照孩子的需求来安排自己的行为。

“单凭技术进步本身永远不会给母亲减负，而一定要通过男女伴侣的诚恳协商，以及政府和雇主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才能实现。”卡梅内兹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