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特斯拉！智能汽车新维权之路何去何从？

这件足够热闹的事件，只是女车主单方面的事儿吗？只是特斯拉一家企业的事儿吗？事件的走向是看看热闹就散了还是从更深层次的解决很多问题？一起关注：新的智能汽车与新维权之路。

本周四，作为上海车展车顶维权者张女士的丈夫，李先生格外忙碌，来自相关部门和媒体的电话接连不断。妻子周一被行政拘留后，他第二天赶到了上海，此前他知道妻子来上海维权的计划，却没想到妻子会爬上特斯拉车顶。在他看来，这一举动的确很不妥当，但妻子一步步走上这样的维权路，也充满无奈。

在河南郑州的特斯拉4S店门外，这辆特斯拉Model3已经停放了两个月，车上粉刷的“刹车失灵”四个大字十分刺眼。它是一年多前李先生花36.8万为妻子购买。张女士对这辆车一直非常满意，直到今年2月，事发前五天，这辆车出现过一次疑似“刹车失灵”。

真正的事故发生在2月21日正月初十，当天由张女士的父亲驾车，车上还坐着张女士、她的母亲以及1岁的小侄女。车辆从安阳市郊返回城区途中，在安阳341国道上与前车追尾，其父母受伤。她的父亲在采访中称，追尾之前车辆出现了严重刹车失灵。

对于“刹车失灵”，特斯拉一直否认，张女士退车的诉求也就无法满足。本周四特斯拉的表态也延续了这一态度，以一张事故前约6秒的行车数据表格为依据，特斯拉认为，车辆以时速为118.5千米的较高速度行驶，驾驶员开始踩下制动踏板力度较轻，之后，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并发挥了作用，制动系统均正常介入工作并降低了车速。张女士对于这样的说法并不陌生，早在2月份，4S店的经理就曾电话向其口述了这6秒的数据及类似的结论。

对于特斯拉公布的数据，张女士的父亲无法认同。事故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他坚持认为当时没有超速，而且自己是一名30多年驾龄的专职司机，这款新车也经常开、很熟悉，不可能出现致命的错误操作。

维权车主张女士的父亲：车速有六七十(千米每小时)，特斯拉一直说的是118(千米每小时)，我感觉没有这么快。我1986年领的驾照，我开了一辈子车了，连这个都不知道还能行。说我踩得轻，我不要命了，我踩得轻。

交警部门开具的事故认定，并没有提到车辆超速，而在事发时，该路段监控尚未启用，车上也没有装行车记录仪，特斯拉的行车数据成为查清原因的唯一线索，但仅仅通过这6秒的表格，似乎还很难做出判断。

工信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专家智库成员 张翔：特斯拉目前展示这个信息主要是展示车主喜欢高速开车，想说明车主当时的驾驶习惯不好，是导致这次追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个信息还是对于一个专业人士来分析的话，信息量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得到30分钟的数据并进一步解读。

不相信这6秒数据的张女士一家，早就希望特斯拉提供事故前30分钟的完整数据，但一直被拒绝。本周，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市场监督局的责令下，特斯拉已向李先生提供30分钟完整行车数据，而只有这些数据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检测后，真相才可能水落石出。

白岩松说

车主与特斯拉之间涉及维权和责任鉴定，并不是从这次上海车展开始的，已经持续有一段时间了，刚开始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事复杂吗？找个第三方机构对事故车进行全面公正的检测鉴定，不就完了吗？但仅仅几天的时间，大家就开始明白这事儿，真不这么简单。传统的车辆也许不复杂，但涉及到智能汽车的时候，相关的问题该怎么解决？中国到底有多少跟得上智能汽车发展的第三方鉴定机构？第三方鉴定能实现真正的客观公正吗？

上海车展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持续发酵，为了厘清事故中，车主和特斯拉双方的责任，寻找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鉴定机构，进行客观公平的检测，成为了大多数人的期待。但在初次调解中，双方曾在鉴定机构的选择上发生了争执。

特斯拉维权车主 张女士丈夫：市场监管局的调解员拿了一个厚厚的车辆鉴定大全，翻到其中里面一页，明确指出中国鉴定车的机构只这唯一一家。我们就觉得，我是外行都不相信车辆鉴定机构只有一家。我们从来没有拒绝第三方鉴定，但指定就那一家，我们是拒绝的。

张女士方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拒绝第三方鉴定，但不信任被指定的鉴定机构。不同于张女士在鉴定机构的选择上僵持下去，同样是特斯拉车主，天津小伙韩潮曾通过第三方鉴定报告进行了维权。

特斯拉车主 韩潮：当时是在一条快上高速的路上，这车就突然“砰”地响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刹车和油门全都踩不动了，幸亏当时方向盘还是可以控制，我就用车辆移速溜车到应急车道上。

韩潮自述的这段经历，发生在2019年8月。彼时，他从特斯拉官方渠道购买的认证二手车，仅使用了两个月。

为了找出故障原因，韩潮自行委托了一家第三方鉴定机构对该机动车进行检测鉴定，虽然鉴定报告并未对刹车失灵的故障给出解释，但却发现了该二手车存在结构性问题，这与购车时特斯拉官方承诺的“车辆无结构性维修”存在偏差。于是，韩潮将特斯拉告上了法庭。

特斯拉车主 韩潮：当时我的第一份鉴定报告是提交法院作为证据的，但是特斯拉说我这个报告是个人的商业性的行为，说报告的公平性、公正性有待参考，特斯拉要求(重新鉴定)。法院委托了一家(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第三次开庭时，当时(特斯拉)又找了一家浙江的质量鉴定公司，去做一个对他们有利的鉴定报告。

同一辆车，经历了三次检测鉴定，报告出现了两种结果。最终，法院以其委托的鉴定机构为准，作出了一审判决，车主韩潮取得胜诉。虽然成为了国内为数不多以鉴定报告向特斯拉维权并取得一审胜诉的车主，但韩潮并不认为用第三方鉴定维权是万能的。

在最高法主管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站上，法院所能委托的机动车鉴定机构不止一家，且能一一查询，但其实，韩潮是在维权中发现了该车存在的、能被鉴定机构鉴定出的硬件问题，才成功维权；而针对智能汽车“刹车失灵”这一问题，韩潮经历的三家鉴定机构，均未作出鉴定。

工信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专家智库成员 张翔：我们现在检测机构，检测的主要工具还是检测设备。检测设备是根据国家现有出台的标准和法规设计的产品和生产的产品，国际现在还没有出台针对这种带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汽车检测的标准规范。所以我们市场上也买不到，鉴别智能驾驶汽车交通事故鉴定的设备。

本周四，虽然特斯拉在公告中称，愿意在客户同意、政府指定或监督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任意有资质的权威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但至今，双方尚未找到一家鉴定机构来化解纠纷。

白岩松说

周四，特斯拉向车主提供了事故前30分钟完整行车数据，并公开了一部分数据。在没有发布这个数据的时候，多少人都在催促着特斯拉赶紧发布，但它发布了这个数据之后，当事方认为侵犯个人隐私，社会上很多人也开始思考，究竟怎样获得数据和公布数据才是更加合适的？显然这个时候光盯着特斯拉已经不够了，我们在安全监管方面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就在身着“刹车失灵”T恤的张女士站在上海车展特斯拉车顶为自己维权后的第三天，本周四(4月22日)，在河南郑州当地市场监管局责令下，特斯拉无条件向维权当事人张女士，提供了涉事车辆发生事故前半小时的完整行车数据。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数据是个关键的角色，因为最后要鉴定这个事故的核心在于事故责任到底是谁的，到底是因为车主的不当驾驶，还是因为系统的原因，还是因为硬件的原因，这是控制特斯拉和特斯拉开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备份。这个数据不掌握在车本身的硬件终端，它是上传到云端，只有特斯拉那个地方才有，所以数据变成了关键性的问题。

提供数据的当天，特斯拉负责处理这起事故的人员表示，因无法联系上张女士一方，便通过电子邮件和邮寄的方式，把6697条行车数据，给到张女士购车时留下的地址。而就在此前的多次调解中，索要这半小时的完整行车数据，是张女士和特斯拉的主要争议点之一。

就在提供给张女士半小时的行车数据后不久，特斯拉对媒体放出了涉事车辆发生事故前一分钟的数据，并作出一份文字说明。正是因为此举并没有和张女士一方有过任何沟通，看到妻子车辆的数据跃然网上，她的丈夫充满诧异和不满。

维权车主张女士的丈夫：他们这种行为目前我就不能接受，首先没经过我们同意，当事人(张女士)在拘留所，发到邮箱里面，当事人看不到，这是我们同意吗？就算我们看到了，我没同意也不能私自把我们个人隐私发来。我们要的是30分钟，为什么只发一分钟呢？这个我们强烈要求必须把数据撤回来，并且公开跟我们道歉。

事实上，司机在开车时的行为，身在何处，并将这些信息与对客户的更广泛的了解相匹配，成为了智能汽车企业宝贵的数据金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保证车主拥有行驶数据所有权和知情权方面，相关监管仍然存有空白。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数据的所有权，特别是能够直接识别到自然人身份的所有权，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是用户本人，这是毫无争议。但是有一块儿的数据不可识别到自然人身份特征的，这部分数据属于大数据。大数据性质一般认为属于知识产权，这部分信息是特斯拉的商业秘密。当用户的所有权和平台合同的权利，以及用商业秘密进行抗辩的时候，所有的权利都比不上用户的所有权，必须按照依法依规，要把这个数据给到用户手中。

在朱巍看来，在物联网的时代中，智能汽车企业不应该单从数据安全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安全优先更应该是背后的核心。

白岩松说

最初女车主在上海车展上踩的只是特斯拉一辆车，但发酵了几天之后，她踩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汽车的品牌，更可能是踩到了智能汽车发展的一个痛点，智能汽车的事故鉴定该怎样靠谱？第三方检测机构如何让人放心？相关的数据该放在谁的手里？是不是隐私？如何保障并维护我们的权利？女车主踩到了汽车车顶，已经因为违法被行政拘留五天，相当于已付出了代价。那么接下来，如果仅仅是大家看看热闹，只纠缠于这一件事情的解决，而不能从系统方面去进步的话，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智能汽车行业，甚至整个我们的消费环境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解决这个事件，不能只满足于哪一方面的过瘾，而是整个行业要过关，否则会是整个行业真正的刹车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