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奔的“智慧校园”：监控学生的生意，会持续吗？

文 | 金角财经 周大锤

到晚上九点半，你关掉手机，从摄像头前逃离，这样的日子会在明天重演，持续整个寒假。

等假期结束，你终于可以不再自己打开摄像头——学校的教室、走道、宿舍，甚至厕所里，到处都有摄像头全年无休地运转着。

欢迎来到智慧校园。

监控孩子的大生意

谁都知道，这是一门效益巨大的生意。

根据教育部2012年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各级政府在教育经费中，要按不低于8%的比例列出教育信息化经费。

2019年，国内的教育经费投入就已经超过5万亿，8%就是4000亿，换句话说，智慧校园是个千亿级别的巨大市场。

巨大的投入背后，是巨大的需求。

中国有近2700万双职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而言，教育孩子所需要的时间、人力成本是巨大的负荷，而可以为家长提供“在场”和参与教育机会的智慧校园系统，被看作解决这个困境的关键。

目前，国内一二线城市基本实现了校园信息化，这股浪潮正在冲往三四线城市，而智慧校园，则是校园信息化的升级版。

在华东、华北、中部地区，已经开始进行整体化的智慧校园建设，但放眼全国，智慧校园的覆盖范围依然有限，换言之，这种新型教学模式的建设规模还会持续扩大。

2017年，水滴直播平台上涌现出大批校园监控的直播间，从幼儿园孩子们在教室午睡，到中学的课堂，甚至学校的食堂、操场、宿舍，学生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到摄像头下。

在直播间里，有人提醒老师多关注一下自家孩子，有人询问两个名字相似的学生是什么关系，有人指出画面左下角的孩子在玩手机。

在部分家长看来，直播可以让他们“看到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也能通过这种方式监督老师的言行，避免孩子遭到伤害，但这种简单的公开直播方式，同样蕴含着危险。

由于直播间对所有人开放，不止学生家长可以看，所有点进页面的人都能看，并通过直播，掌握孩子们的就读学校、年级、班级、长相、姓名等个人信息。

面对潜在的风险，有家长担忧“孩子的一举一动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

从法律角度来说，学校和网络平台通过直播的形式，让学生的个人信息毫无保护地对社会公开，已经涉嫌侵犯隐私权。但在实际生活里，几乎没有家长会在和校方沟通时发表反对的声音。

有的家长不仅支持校园直播，还在自己的家里装起了摄像头。楚天都市报曾经做过一个抽样调查，422个家庭中就有33个家庭表示，为了监督孩子做作业，他们会在家里专门安装摄像头。

2020年底，南京14岁少年小宇报了警，希望警方可以帮忙拆除家里的摄像头——由于工作原因长期不在家，他的家长只能通过监控的方式执行家长的职责。

小宇的父亲赶回家后，当着警察的面质问儿子，“你有多少隐私？我是你什么人？我不可以监控你？”

脑机接口和智能校服

监控并不是智慧校园唯一的形式。

2019年，国内智慧校园行业产值有584.46亿元。其中，智慧校园硬件规模为402.25亿元，占智慧校园市场规模的71.33%。

这是片广阔的市场，涉及手写板、投影仪、计算机、答题器等产品方向，教师及其他教职工人员等应用对象，但无论百度、旷视、商汤这些企业，还是校方，都更倾向于把目光聚焦在如何监控学生身上。

金华市孝顺镇中心小学，上演了魔幻一幕。教室里稚嫩的孩子们带着头箍，头箍上一盏小灯变换着颜色，红色是专注，蓝色是走神。

这个头箍采用脑机接口技术，通过采集大脑中的生物体征信号，把生物体信号和人类的意识进行连接和解读，从而通过外界设备来读取大脑，从此进行专注力评分。

“注意力分数”，就是对学生课堂表现的直接量化，这个分数就像考试成绩排名一样，以每10分钟一次的频率被发到老师电脑和家长微信群里，以供他们掌控孩子的上课状态“好不好”。

这只是“智慧化”课堂管理的形式之一。

就在小学生们戴上头箍的同时，杭州的中学生们，正在被人工智能分析，成为大数据不断学习的资料来源。

杭州第十一中学，引入了“智慧行为课堂管理系统”，通过安装在教室里的组合摄像头，收集学生的课堂表现，包括阅读、书写、听讲、起立、举手和趴桌子6种行为，以及害怕、高兴、反感、难过、惊讶、愤怒和中性等数种表情。

这些肢体动作、面部表情数据会汇总进入后台，通过大数据分析，计算课堂实时考勤、行为记录等数据，以此来考评课堂效果。

无论头箍，还是面部表情识别，背后的底层逻辑都是把学习效率和专注程度简单挂钩，通过“优化”掉与学习无关的动作，从而提高学生的课堂效率。

根据使用这些系统的学校反馈，引入系统后，学生的专注程度和课堂纪律确实有所提高，但形式上的专注，未必就可以转化为有效学习。

更严肃的问题是，长期面对监控，孩子们可能不得不进行“自我表演”，进而引发心理和精神问题。

不断迭代的智慧校园设备，塑造了一个全景敞视的广场，在这个广场里，孩子们近乎赤裸。

2019年，广州广雅中学计划拿出480万，给学生们都带上手环，手环的功能包括监测学生出入校行为，记录考勤、定位学生在校内外的位置，并在地图中显示，提供学生查询和定位。

在校内，这个手环可以统计学生课堂上活跃程度、举手次数，并且记录校内消费情况，由家长进行远程干预。而校外，学生的步行和睡眠数据会被离线缓存，在学生进入校园后自动上传。

所有这些学生的行为甚至生理指标，都会受到老师、家长和管理人员的实时监控。

贵州省仁怀市第十一中学，则采购了更高级的智能校服，除上述那些手环可以实现的功能，还能做到校服、指纹、指静脉，人脸识别和摄像头协同配合，多维度捆绑确定学生身份，并且通过极高的灵敏度，实现对学生状态的准确管理。

按厂家的宣传，只要穿上这套校服，学生打个瞌睡都会触发警报。

学生们真的只是个机器吗？

没有人怀疑这个市场，以及它的想象空间有多大。

但把学生们当做一个个需要监视与控制的人，引来学生以及舆论的抵触，也是必然的。

这甚至是决定着监控式“智慧校园“这门生意能不能持续推进下去，铺满大江南北的关键因素。

1月28日，一份河南鹤壁高中“违纪情况通报”在社交平台流传并引发巨大争议。该通报公布的是学校高三年级学生1月18日-1月24日的违纪情况，内容这样写到：3班XXX上课睡觉、4班XXX在抹护手霜、5班XXX考试睡觉、7班XXX向别人传爆米花……

更为荒诞的是，“头发像窗帘一样挡住脸，手也不动，好像睡着了”、“在纸条上罗列明星”、“坐姿不端”、“腿上盖棉袄”、“哈欠不断”、“认真抠手”、“上课5分钟还没有进入状态”、“闭目养神，未听课动笔”……这些内容也被列入违纪行列。

这份通报引发人们对于学生在校被监控这个话题的热烈讨论。

预设学生是一个个会犯事的犯错的人，然后360度无死角加以监控。这些被预设为坏孩子的学生，并没有从学校和家长处，获得基本的信任和尊重。

不过，“尊重”在很多家长眼里似乎并不值钱。

除此以外，这些长期收集学生个人数据的设备，一旦出现安全风险，会造成严重的后续问题。

2016年，科大讯飞员工张丽因为倒卖学生信息被捕。她曾任安徽全省学籍管理系统的管理、维护人员，利用工作便利，通过网络搜索到芜湖市学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并开始向对方倒卖安徽全省学籍管理系统里的学生信息。

被卖出的数万条在校生信息，来自芜湖、马鞍山、六安市、繁昌县等多地中小学，涵盖学生姓名、所在学校、班级、父母姓名、职业、联系方式等内容，而售价，仅仅0.1元每条。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信息泄露后不断转手，从芜湖市学志教育咨询公司流入其他教培机构。

这只是暗流涌动的隐私风险中，最不那么危险的一种。

洛阳理工附中，摄像头光明正大装进女生宿舍的走廊里，这些摄像头的事实画面，校方说是由专人负责，需要报备才能查看，而一位男性班主任则告诉他的学生们，自己每晚都能用手机查看。

在家长群里，对于监控装进宿舍走道的做法，家长们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我只知道，老师一定是为了我的孩子好”。

北京的清华附中台路校区，以及徐州的贾汪区陶圣中学，则干脆把监控摄像头装到了男厕所，两所学校给出的理由，都是为了防止学生吸烟，也都承诺摄像头只会对部分教职人员开放权限，且并不会拍到隐私区域，但学生们依旧感到恐慌。

害怕被拍到的学生们，只能跑到厕所最里面方便，坑位有限，课间总是排着长队，无奈之下，有的孩子干脆不上厕所了。

“一进厕所就被拍了下来，不仅心里觉得怪怪的，万一隐私被泄露，谁能受得了。”

不过，种种质疑和担心，并不会撼动这个需求巨大的产业。

2700万个双职工家庭，意味着父母能够倾注在孩子教育上的时间有限。即使按照955来计算，亲子之间的相处时间也只有下班后到入睡前的四五个小时，实际情况是，国内超时工作率高达42.2%，家长们连这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都未必能够保证。

时间成本，是家庭教育的一大难关。一份《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显示，近三成的家庭每周有接近2-4小时都消耗在接送子女的路上，出于时间成本考虑，六成以上的家长倾向于使用“在线教育“等辅助手段。

经济成本是另一重困难。

许多家庭面临的是一道单选题，抽出时间陪孩子，收入就要受到影响，而维持收入，则陪伴孩子的时间必然不多。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9年中国亲子陪伴质量研究报告》，那一年，国内父母陪伴孩子的平均时长只有3.2个小时。

通过各种手段监控孩子在校情况，从而满足家长参与感，并且一定程度上实现“提高学习效率”、“保障学生安全”等作用的智慧校园硬件设施，正是这部分需求塑造出的产业。

结构性困境和传统管教思维，为这个行业提供了基础，而那些匪夷所思的技术手段，以及涉嫌侵犯学生隐私的行为，不过是巨大的需求催化下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