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让利千亿到460亿，运营商去年提速降费是否出工不出力？

对此，有部分眼尖的人认为，与2018年让利1200亿元、2019年让利1800亿元相比，2020年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在进一步落实提速降费方面仅仅让利460亿元，让利幅度明显减少，甚至有观点认为运营商在去年的提速降费工作中出工不出力，民众获得感不强。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六年提速降费累计让利数千亿元

众所周知，提速降费，对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不仅能够促进信息通信技术普及和应用，还将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自2015年开展网络提速降费以来，我国三大运营商积极履行央企社会责任，在不断加大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推出各种优惠资费方案，例如取消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流量漫游费，推出“流量当月不清零”、“网速提速不提价”等举措，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通信服务。

综合相关公开数据来看，2018年三大运营商提前超额完成提速降费任务全年累计让利超1200亿元；2019年三大运营商提速降费全年让利1800亿元；加上2020年让利的460亿元，近六年间三大运营商在提速降费上已经累计让利数千亿元。

与此同时，近五年中国固定宽带和手机流量的平均资费下降超过了95%，现在按单价算只是当时很少的一部分，各项举措每年惠及的手机或者通信用户10亿人次以上，切实提高了老百姓的获得感。

坚定“负重前行”的运营商实属不易

事实上，在“量收剪刀差”进一步扩大、网络运营成本居高不下、5G商用初期缺乏增收商业模式的诸多困境下，三大运营商为了实现提速降费目标一直在坚定的负重前行。

一是“量收剪刀差”压力重。工信部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1656亿GB，比上年增长35.7%；全年移动互联网月户均流量（DOU）达10.35GB/户·月，比上年增长32%。其中，手机上网流量达到1568亿GB，比上年增长29.6%，在总流量中占94.7%。而与流量暴增相比运营商的收入可没有水涨船高，2020年我国移动通信业务实现收入8891亿元，比上年下降0.4%。

二是5G建网的任务重。2020年通信企业加快5G网络共建共享和商业应用转化，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730.7亿元，同比增长9.9%。2020年我国新建5G基站超过60万个，实现所有地级以上城市5G网络全覆盖；2021年计划新建5G基站60万个，在实现地级以上城市深度覆盖的基础上，加速向有条件的县镇延伸。而在商用初期，5G网络建设及运营成本居高不下，运营商必须拿真金白银去做好5G网络部署。

因此，在如此负重前行的情况下，三大运营商还能够认真落实提速降费要求、让利460亿元实属不易。而与其他行业的降费相比，通信运营商的表现也绝不含糊。降电价、降气价、降资费、降路费、降房租，2020年中央企业2020年降低全社会运行成本1965亿元，其中通信企业的占比就超过23%，可见三大运营商依旧是降费让利的大头。

从“提速降费”向“提速提质”转变

如果非要拿去年460亿元的降费让利和前两年的千亿元让利说事儿，那我们只能说“技术演进的时间节点不同”。2018和2019年国内通信资费的确是大幅下降，那主要是因为4G技术和4G终端已经完全成熟，网络规模已经足够庞大，设备成本已经相对较低，商业模式也非常丰富，是技术红利和规模红利的充分释放，再加上不限量套餐等无序的市场竞争等综合因素所致。

而面对5G新机遇和万物互联的产业窗口，若想真正推动产业走向繁荣，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必须保证运营商健康成长和产业的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否则，在运营商推进5G网络大规模建设期间，5G盈利模式尚未清晰，如果单纯追求提速降费的幅度，压力山大的运营商在5G建网上恐怕会难以持续强投入。

因此，在新一轮提速降费工作落实过程中，在大部分用户已经获得实实在在的提速降费获得感后，“提质”应放到网络提速降费更加突出的位置，引导通信行业尤其是运营商由“提速降费”向“提速提质”转变。

例如，在传统的“降费”措施中，可以更注重推进精准降费，比如针对欠发达地区、有困难的中小企业或针对低收入和老年群体的需求，推动“地板价”资费方案，助力网络精准扶贫。

“提速”方面，运营商需加快部署“千兆5G+千兆宽带+千兆WiFi”的三千兆网络，提升用户实际感知；特别是针对目前4G网络趋近满载、5G室内覆盖用户体验较差的现状，应加快5G精品网络部署，尽快改善地铁等室内场景的“蜗牛”网速现状，真正实现既提速又提质。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网络“提速提质”的关键，5G肩负着使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的重任，需要运营商身强体壮，只有这样才能投的起5G，才能加速5G生态成熟，让5G真正走向千行百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