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话题。在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一年,拜登和特朗普究竟谁能当选,切实关系到各方利益,这其中也包括美国当地企业,尤其是硅谷。
在大选之前,硅谷的科技巨头纷纷慷慨解囊,希望可以扭转特朗普总统对中美科技脱钩造成的损害。
特朗普频频对中国企业出手,也让中企未来出海的前路变得扑朔迷离。特朗普态度已明,但假使拜登上台,他又会给科技行业带来什么?
如果拜登胜出,硅谷的这些科技公司至少能先松一口气,至少不用在深夜面对推特风暴了。相对于特朗普的“冲动”决策,至少拜登会更尊重政治传统和法律手段。
常驻华盛顿的律师李明伟(化名)对志象网表示,美国看重知识产权,论影响,可能会更集中于高科技企业,但表面上肯定不会针对中国企业,如果一家印度企业进入美国,危害到国家安全、泄露私人信息,美国也会对此进行打压。
但国内一位关注TMT领域的律师王杰(化名)称,很多问题是大国在技术领域的博弈,加强对科技巨头的监管和“针对”中国公司并不冲突。
但普遍观点认为,拜登也不会在这一问题上比特朗普政府走的更远了。
向左还是向右?
接下来四年,科技行业是要继续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冲动”决策,或是应对拜登政府逐渐绷紧对科技行业的弦。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公共政策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下称“ITIF”)最近的研究显示,在全球平均创新力上,美国有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输给中国。但拜登的策略是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特朗普则提议增加对人工智能的投入,但一直在试图削减对研究的整体支持。
外媒分析称,若拜登当选,科技产业的根基将比特朗普政府时期更稳定。尽管拜登不太可能控制那些渴望监管这些科技巨头的民主党人,但至少他会有其他的优先级。打击科技巨头也并不是拜登议题中的重磅,在其竞选网站上列出的49份文件中,没有一份直接涉及他对该行业的计划。
不过,据Axios援引一些熟悉拜登风格的民主党人称,一旦拜登上任,他可能会对科技行业采取激进举措。这些硅谷科技巨头面临的两大难题是反垄断压力和“230条款(Section 230)”。
近年来,民主党人对Facebook感到越来越愤怒,因为他们认为Facebook已经成为特朗普和右翼团体传播虚假信息和非人性化言论的渠道。
2019年1月,拜登向《纽约时报》表示,他“从来都不是扎克伯格的狂热粉丝。我认为他是一个麻烦。”在这次总统大选中,拜登竞选团队曾多次致信Facebook,抱怨其未能撤下虚假或误导性言论。
而拜登和特朗普一样,也呼吁废除“230条款”,该法律保护科技公司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内容进行节制的能力,例如不需要为发布仇恨言论的用户承担责任。
拜登希望结束网络平台对其用户发布的材料的责任豁免权。虽然观察家们对他的认真程度,以及这是否是他的优先级存在分歧。不过,7月,众议院民主党人在反垄断听证会上对Facebook、谷歌、亚马逊和苹果的领导人进行了谴责。
可见,假使拜登成为美国总统,针对高科技公司的监管并不会放松。 不过,相对于特朗普惯常的“冲动”行为,应该能让这些公司稍微喘口气。
9月,CNN对竞选做的审查报告显示,亚马逊、谷歌、脸书和苹果公司的员工在7月对拜登竞选活动的捐款是特朗普的三倍。
李明伟向志象网表示,对美国科技巨头来说,硅谷这些公司大力赞助拜登的竞活动,他们可能更迫切的希望拜登当选后能带来一些相对温和的政策。美国科技巨头的很多服务都采用外包形式,6月开始,特朗普开始限制针对高技术人才的H-1B签证,导致人才短缺,这对这些硅谷科技巨头来说是巨大的损失。而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一贯是鼓励移民的。
李明伟称,拜登如若当选,相比特朗普以美国优先的观念来说,他更注重全球化的理念,受利益这也是美国科技巨头所迫切需要的。
其次就是科技外包问题,很多赴美的计算机人才都是印度人,压低了劳动力成本,也会降低了科技公司的人才成本,这些都是受经济利益驱使。
另一种压力
特朗普的政策让不少中国出海公司都为之一颤。8月初,特朗普政府想在当地要封杀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要求字节跳动剥离TikTok美国业务。同时还想要封杀腾讯微信,但都因为不符合法规,没能如愿以偿。
“很多科技公司都不喜欢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做法”,ITIF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Rob Atkinson)说。
据《日经新闻》报道,科技界都把希望寄托在民主党的胜利上,以求能够扭转中美科技脱钩的局面。从民主党竞选活动的主要捐赠者上就可以看出,据非营利组织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统计的数据显示,谷歌母公司Alphabet、微软、亚马逊、苹果和Facebook在拜登竞选委员会的前七名捐款人中占了五席。而特朗普最主要的总统竞选捐款人,没有一个是来自科技行业。
自去年美国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以来,已直接导致向华为供货的美国供应商损失数十亿美元。今年,随着两国之间关系愈为紧张,特朗普政府找到了新目标,开始对包括TikTok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进行打压,这将可能为美国科技行业带来更大损失。
但如果拜登当选,他会不会对中国出海的科技公司采取比特朗普政府更严格的措施?常驻华盛顿的律师李明伟对志象网说:“目前还看不出。他(拜登)对这方面的事情好像很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至少针对中国我觉得是没有的。”无论谁上台,也都要依法律办事,不会说专门为了打压中国而做,当然如果有企业触及到国家安全、公民信息泄漏,这是有标准的。
李明伟还提到,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来说,美国人认为中国企业盗取他们的知识产权,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政府在做,毫无疑问,拜登未来肯定也会持续关注这一点。所以从实质上的影响来说,可能比较集中于高科技企业,但表面上肯定不会针对中国企业,如果一家印度企业进入美国,危害到国家安全、泄露私人信息,美国也会对此进行打压。
国内一位关注TMT领域的律师王杰对志象网表示,“可以预测的是,对于科技巨头加强监管,控制其影响力,是世界范围内共通的趋势,这点恐怕不会因为大选而改变。只是拜登比较尊重政治传统和法律手段,也会经过更详细的论证,对科技公司来说可预测性会更强。”
在王杰看来,加强对科技巨头的监管和“针对”中国公司可能会并存。虽然目前看来拜登确实相对“温和”一些,但他也提到,很多问题是大国在技术领域的博弈,领导人个人风格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未来,如果牵涉到中国出海的科技公司,美国可能还是会围绕数据安全问题做文章。
来自美国著名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的韦斯特(West)认为,即使是拜登当选,人们对中美关系解冻相对不乐观也并非毫无缘由。他说:“拜登也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只是因为美国已经朝着想要更强硬的立场发展。只不过他会更注重这个过程。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不会比特朗普政府走的更远。”
Wedbush分析师丹·艾夫斯(Dan Ives)在给投资者的一份说明中表示,许多华尔街分析师预计,拜登政府将在中国科技和政策问题上采取略微柔和的立场。
用ITIF阿特金森的话来说,“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人们最起码不会看到这种脱钩加速。”
谁将主导美国的科技政策
如果提到拜登会对科技行业带来什么,就不得不提拜登班底当中的几位关键人物。
8月11日,父亲是牙买加裔,母亲为印度裔的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身为加州参议员成为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黑人和亚裔血统的女性获得美国主要政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提名。
早在十年前,哈里斯首次竞选加州检察长以来,硅谷科技巨头就一直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她。作为一名湾区政客,哈里斯与科技界的联系紧密。她曾两次当选总检察长、成功竞选参议员,虽然在竞选民主党总统中提名失败,但她所有的竞选活动都获得了硅谷科技精英的赞助。
在哈里斯第一次州内竞选活动中,仰仗知名科技投资人的大笔捐款,她筹集的资金比共和党对手多出36%。像亿万富翁、谷歌早期投资人约翰·多尔(John Doerr)和活跃在民主党政坛的风险资本家罗恩·康威(Ron Conway)等都赞助过哈里斯。
而她的家人、朋友和前政治助手的网络已遍布整个科技界。哈里斯参议院办公室的高级顾问职位成为了亚马逊的内部说客,专注于隐私和安全问题。哈里斯的姐夫、前司法部官员托尼·韦斯特(Tony West)是Uber的首席法务官。
据纽约时报报道,虽然副总统很少制定政策,但作为前州检察长,哈里斯有可能在拜登在司法部的政治任命中拥有发言权,包括监督执行反垄断法的官员。她也可能对拜登政府的科技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拜登精力会主要放在其他问题上。
据多家外媒报道显示,在此次拜登竞选活动中,他的两名助手布鲁斯·里德(Bruce Reed)和斯特夫·费尔德曼(Stef Feldman)主要向他提供科技政策方面的建议。其中,里德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曾担任拜登的幕僚长,是他的顶级政策顾问,长期以来都是拜登核心圈子的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权益组织 Common Sense Media的CEO吉姆·斯蒂尔(Jim Steyer)是呼吁重写“230条款”较知名的及有政治关系的人物之一。 斯蒂尔曾帮助领导了“Stop Hate For Profit“的运动,该运动呼吁广告商不要在Facebook上投放广告。而斯蒂尔在这些问题上的亲密盟友就是里德。斯蒂尔还和里德共同撰写了一篇论文,呼吁华盛顿抛弃“230条款”。
另一位不容忽视的人就是米翁·克莱本(Mignon Clyburn),她是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吉姆·克莱本(Jim Clyburn)的女儿。作为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老将,克莱本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位执掌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黑人女性。她与拜登竞选团队中的许多人关系密切,也是拜登的盟友,被认为是帮助拜登获得了民主党提名的关键人物之一。
据Axios援引观察人士说,克莱本会在拜登政府中获得一份理想的工作,并看好她会成为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除非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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