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真乱”：新石器时代爱尔兰的精英乱伦

作者聚焦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当时农耕作为新石器时代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出现，取代了更早以前中石器时代以寻找野外食物为主的流动性更强的渔猎生活。爱尔兰纽格莱奇通道墓。Cassidy等人分析了埋葬在这个有5000年历史的古墓的一名男性的DNA，他们的报告结果显示存在乱伦的迹象。来源：Ken Williams/ShadowsandStone.com

Cassidy等人研究了这些农耕聚落在之后1500年里的社会结构，并把重点放在埋葬于通道墓（passage tomb，有利用墓道进入的单间墓室，墓室上方有土墩掩盖）里的人物。爱尔兰最著名的通道墓是巨大无比的纽格莱奇（Newgrange）墓（图1），它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一处世界遗产的一部分。爱尔兰东部地区都柏林以北的米斯郡的博因河谷墓群（Brú na Bóinne）一共建有三座大型古墓，这个巨型圆土墩便是其中一座。

纽格莱奇墓的建成时间为公元前3200-3000年左右。建筑设计采用了复杂的工程技术，确保位于狭长石板通道尽头的墓室，能在每年冬至前后的日出时分被照亮几分钟。在年代上，这座古墓比巨石阵（Stonehenge）巨大的“ㄇ”型三石结构（trilithon）还要早约500年。三石结构的朝向也是对准冬至和夏至的日出日落的。记录每年的冬至对于早期农民来说至关重要，他们需要知道白昼从什么时候开始变长。纽格莱奇墓的建造可谓兴师动众，考古学家认为它是为一位权贵精英打造的。人们很可能从各地前来参加重要的冬至庆典。也许这位权贵曾藉由能“控制”太阳运动向众人宣称自己拥有神力[2]。

Cassidy等人在对取自人体遗骸的古DNA进行分析后，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例罕见的乱伦事件。约5000年前葬于纽格莱奇墓的一位男性是一级亲属乱伦的后代：他的父母要么是亲兄弟姐妹，要么是母子或父女。这个结果让研究人员推测：长眠在这座宏伟古墓里的权贵曾把乱伦当作维系王室血统的方式。这种做法打破了人类社会几乎共通的乱伦禁忌，但在很久之后，它在古埃及、印加帝国和古代夏威夷的精英统治阶层当中再次出现。

不过，这只是这篇开创性报告中诸多发现的一部分。Cassidy等人对2名中石器时代及42名新石器时代的个体做了全基因组DNA分析，这42名新石器时代个体来自多个埋葬环境——包括洞穴、通道墓和其它类型的墓葬建筑。此前已有研究获得了取自爱尔兰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4000-2500年）与早期青铜时代（公元前2200-1500年）的16名个体的DNA数据[3，4]，另外还有研究取得了来自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史前个体的DNA数据[4，5]。通过将这些成果与自己的数据综合起来，Cassidy等人交代了他们研究结果的大背景。

他们的发现触及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爱尔兰中石器时代人群的孤立性、新石器时代农耕群体的迁入、以及这些农业人口与中石器时代以渔猎为生的爱尔兰原住民之间的关系。Cassidy等人还鉴定了在公元前4000-3000年间根据特定习俗埋葬的农民之间是否存在遗传学联系。此外，他们还获取了27个个体的碳-14年代和稳定同位素数据，这些数据提供了有关他们饮食的信息。

在爱尔兰西南部利默里克郡的Killuragh洞，以及西北部利特里姆郡的Sramore洞和西部戈尔韦郡的Stoney岛，科学家从约公元前4700年和约公元前4100年的人类遗骸中分别获得了测年结果为基因数据，这是已知年代最早的爱尔兰渔猎者的DNA数据。这些中石器时代的爱尔兰人在遗传学上有别于同时期爱尔兰海对岸的英国“邻居”，这表明当这批人在约公元前8000年前渡海[6]抵达爱尔兰后，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遗传隔离。换句话说，尽管这个群体的成员在选择伴侣时的范围可能遍及大半个爱尔兰，但他们没有回到英国或是去到欧洲大陆和那里的人接触——这与一些考古学家的看法相左[7]。因此，对于部分考古学家提出的中石器时代的人群将成为新石器时代特征的农耕生活带到了爱尔兰这个论断[7]，是没有证据支持的。

反之，Cassidy等人通过分析来自爱尔兰西部克莱尔郡Poulnabrone石棚墓（portal tomb，这类单墓室墓葬建筑在入口处有竖立着的高大石头，其上方还有一块大型顶石）的人类遗骸，发现了新的基因组特征。这表示至少早在公元前3800年，就有其他地方的人来到了爱尔兰，而这又与新移民将农业引入爱尔兰的观点[8]相吻合。这批人在遗传学上与英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群有关，他们的祖先则来自于欧洲大陆。无论通过哪种方式，这些移民对爱尔兰中石器时代孤立的小规模本土种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者的遗传特征几乎在几个世代过后就消失殆尽。不过，来自克莱尔郡Parknabinnia庭院墓（court tomb，一类有着分段式墓室以及一座前庭的墓葬建筑）的DNA证据显示，本土与外来群体间确实发生过混血（可能一直要到公元前3750-3500年）。因此，原住民种群显然没有彻底消亡。

在分析了来自公元前4000-2500年不同埋葬环境下的个体后，Cassidy等人厘清了爱尔兰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种群动力学以及亲缘关系。在那些葬于早期新石器时代庭院墓和石棚墓的人当中，研究团队在Parknabinnia墓发现了一例大概是四级亲属的关系，而在该处埋葬的一名男性与葬在7公里外的Poulnabrone墓的两名男性之间，团队发现了更远的亲属关系。另外，在爱尔兰西北部地区斯莱戈郡的Primrose Grange庭院墓，一项较早的研究发现了一对新石器时代的父女[4]。除去这些个例，当时的一般状况是遗传学构成不同的群体使用相同的墓地，这意味着人类聚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然而，Cassidy等人在大约公元前3500-2500年间葬于通道墓（以及北爱尔兰唐郡Millin Bay的一种类似但不同的墓葬建筑）的人身上发现，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跨越了可观的地理空间及数个世代。葬在通道墓的人与在其他类型墓葬的人相比似乎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们的饮食当中肉类尤其丰富。

Cassidy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埋葬在斯莱戈郡Carrowmore和Carrowkeel通道墓群的一些个体，与在150公里外的博因河谷（以及Millin Bay的墓葬）的个体间存在遗传上的联系。他们将该证据解释为当时的人对伴侣的选择是来自更大地域且是非随机的，而这又意味着社会的复杂程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有一种看法认为，爱尔兰通道墓的发展轨迹（简而言之，从小而简单到大且张扬）反映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与日俱增[9]，Cassidy团队的基因数据也支持了这个观点。纽格莱奇墓的那一例乱伦显示了上层阶级存在维系血统的行为，这与上述理论的大框架是一致的。

Cassidy等人的研究报告还有其他很多激动人心的洞见，包括古代人皮肤、头发和眼睛的可能颜色，以及世界上最早一例（时间是公元前3629-3371年）确凿无疑的唐氏综合症——发生在葬于Poulnabrone石棚墓的一名男婴身上。不过，他们的研究也有容易产生争议的地方，特别是在社会演化术语的使用上。以那些建造了博因河谷主要通道墓的社会为例，要说它们具备了早期国家社会及其前身的特征（如官僚制、集权制等），那是大有问题的。

此外，就Cassidy等人强调爱尔兰和英国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群体与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群体间的遗传关系这一点来看，他们似乎犯了假设爱尔兰农民源自伊比利亚的错误——这个观点并没有考古学证据来支撑。关于爱尔兰农耕移民的起源之地，目前的证据指向的反而是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的莫尔比昂地区和北部的北加莱海峡地区，其中来自后者的群体很可能是通过英国北部进入爱尔兰的[8]。一项最近发表的对法国新石器时代农民的DNA分析[10]为这种看法提供了支持，该研究发现部分个体拥有“伊比利亚”型或“地中海”型遗传特征的组成部分。但基因拼图仍有很多缺失的板块，还需要对更多法国新石器时代的个体进行分析，才能解决爱尔兰最早的农耕群体的起源问题。无论如何，Cassidy等人极具价值的精彩论文为我们研究爱尔兰史前社会提供了大量值得深思与讨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