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对科研违规零容忍厚植正派创新生态

发表于 4年以前 | 总阅读数：591 次

与科技活动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其实并不少。但《规定》专门对科技活动违规行为厘清边界、明确处理措施，还是首次。这可看作是进一步规范科技活动，净化科研创新风气的一种制度补充。

包括科技活动实施单位、科技人员、科技活动咨询评审专家等在内的科技活动参与主体的行为表现，是科研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每个参与者都知道自己的行为边界在哪里、受到怎样的约束，才能有效规避一些侥幸心理，真正彻底压缩“走捷径”“打擦边球”的空间，科研创新生态也才能更清朗。

比如，在科技活动的申报、评审等活动中提供虚假材料，实施或接受“打招呼”“走关系”等请托行为，都被明确为典型的违规行为。这一点，其实早就是社会共识，相关违规现象也时有曝光。但在缺乏明确的制度界定的情况下，“打招呼”等现象有沦为“潜规则”之虞。它往往包裹在“人情世故”的惯性之中，实际则损害正常的科研创新风气，成为学术不公、圈子文化的注脚。

事实上，去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也指出，要防止和反对科研领域的“圈子”文化，破除各种利益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抵制各种人情评审，在科技项目、奖励、人才计划和院士增选等各种评审活动中不得“打招呼”“走关系”。

这次《规定》细化到对所有科技活动中的“人情”操作说不，范围更大，要求更严格，为彻底清除一些由来已久的“人情风”“圈子风”提供了更具体的制度支撑。

另外，如对科技活动咨询评审专家，《规定》明确违反回避制度要求，出具明显不当的咨询、评审意见等，都属于违规；而第三方科技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包括“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科学技术活动相关业务”等。

客观说，上述违规行为，在现实中并不新鲜，《规定》对此予以明确，恰恰体现了现实针对性。要知道，近几年所发生的一些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科研违规案例，如从韩春雨事件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等，违规行为并不只体现在某一个环节，相关责任也不仅限于科技人员本人，唯有对各个参与主体的行为都予以有效匡正，才能最大程度避免重蹈覆辙。

与此同时，规定对违规行为的处理，也给出了相对统一、明晰的处理尺度和刚性约束。如视违规主体和行为性质，可单独或合并采取“警告”“责令限期整改”“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等具体处理措施，违规行为涉嫌违反党纪政纪、违法犯罪的，要移交有关机关处理。说到底，这是对科技活动违规行为亮明了有违必罚的零容忍态度。

规范科技活动，对违背科研创新规律、伤害科技创新生态的违规行为说不，是涵养正派的科研创新风气的必由之路。而在当前背景下，《规定》出台，更不无“应景”意味。众所周知，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着新挑战，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显，也自然对科技创新生态，以及科技活动参与者的行为规范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以完善的制度预防和惩治科技活动违规行为，正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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