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贻芳院士：建造对撞机我用不上 唯有尽到规划责任

记者们关注的焦点依然是斥巨资建造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问题。

王贻芳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新的北京谱仪的设计、建造及前期研究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和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提出者和领导者。

而他有可能成为我国下一代大型对撞机——100公里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领导者。

不过，围绕着CEPC建造的质疑和反对声也不绝于耳。其中，杨振宁先生是最著名的一位。

“从未说过要花上千亿”

围绕建设下一代大型对撞机最大的质疑之一，就是：到底需要花多少钱？

“CEPC这个项目，360亿元人民币，这是我们两次估算之后得到的结果。”

此前，有许多报道说这个项目要花超1000亿元。

“我们从没有说过。”

“希望大家用我们的数字，不要用别人造出来的数字。”王贻芳说，有些人把“可能有的第二阶段建设费用”混在一起了。

下一代大型粒子对撞机的规划路线是先电子对撞、后质子对撞，第一阶段的建设仅为“正负电子对撞机”，只有在限定条件符合的情况下，才可能继续第二阶段“质子对撞机”的建设。

王贻芳也说明了其中因由：“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隧道有100公里长，我们不希望这么长的隧道浪费，因为其实还是有别的可能性的——可以做质子对撞机，也可以做重离子对撞机等等，有很多可能性。”

“把所有的可能性用不正确的方式都加起来——比如5个可能性加出5个机器来，那当然不止这些钱（360亿元）。”王贻芳说。

在什么条件下，会开展第二阶段的建设？

王贻芳说，需要满足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第一，前面的装置要有重大科学成果；

第二，要有关键技术（例如高温超导）的重大突破。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王贻芳特意叮嘱，关于CEPC的项目预算，“希望大家把话说完整”。

“最好的机会”

在王贻芳看来，建设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将是中国引领世界基础物理研究研究最好的机会”。

在腾讯WE大会的主旨演讲中，他总结了这样认为的4条原因：

第一，希格斯粒子是粒子物理目前一个最重要的观测窗口。

第二，希格斯粒子质量不是特别重，使得环形对撞机就可以高效产生大量希格斯粒子、成为一个理想的希格斯粒子工厂。相对于直线对撞机来说，CEPC是效率更高的一种设计。

第三，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对手（欧洲、美国、日本），它们都有正在进行的其他项目，暂时腾不出手来做环形对撞机希格斯粒子工厂。

第四，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刚好是我们会做的——我们已经有30年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经验。

“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日本，都在讨论未来的高能物理发展规划。”王贻芳说：“欧洲的规划明年就会出来，大家就会看到它的规划写的是什么。”

相较美国、日本，欧洲似乎是中国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最大的“对手”。

中国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计划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先电子对撞、再过渡到质子对撞的技术路线。这一路线当时并没有得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认同。

但经过后期的研究和验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也认同这一技术路线是现阶段最好的选择，并将其确定为未来环形对撞机（Future Circular Collider，FCC）的技术路线，同时大力推动FCC这一强子对撞机之后的大型对撞机的建设。

“我们跟欧洲是有竞争的，我们建了它们就建不了，它们建了我们就建不了。”

谁能够建、谁先建成，谁就将成为这个领域的领跑者。

“他们的规划方案跟我们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建设两台同样的大型对撞机显然没意义。”王贻芳说。

欧洲有没有可能先行一步？王贻芳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即便是我们先提的idea，但它们的人才比我们多、技术水平比我们高，欧洲要想走到我们前面太容易了。”王贻芳说，这就是一个谁先行动的事。

“没有最坏结果”

“如果我们建了CEPC，最坏结果是什么？”

“没有最坏结果。”王贻芳耐心地回应说：“最起码我们会把对希格斯粒子性质的了解，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肯定有的。”

希格斯粒子即希格斯玻色子，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上帝粒子”。对“上帝粒子”的探索，可能蕴藏着对宇宙起源这类基本问题的答案。

王贻芳认为，如果幸运的话，还会有超出预期的发现。

“我们希望，而且我们也认为它会有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的发现——就算没有，我们也能了解到标准模型是怎么回事。”

之所以瞄准希格斯粒子，王贻芳解释说，在现有的标准模型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下一步超出标准模型的新规律是什么、在哪里？研究这个问题“最好的窗口”就是希格斯粒子。

“这已经是全球公认的。细节也许大家不关心，但是我们已经跟全世界的粒子物理学家达成了共识。”王贻芳说。

CEPC就是用来做这件事情的。“CEPC对撞可产生一百万个希格斯粒子。而且从希格斯粒子的质量来看，刚好可以用环形对撞机产生，且产生效率优于直线对撞机。”

“如果我没有提，是没尽到责任”

王贻芳说，推动我国建设CEPC，是他在现在的科学岗位上的最后一桩心愿。

“中国的粒子物理如果做了CEPC，我就尽到我的责任了。这是从规划的角度来说。我可能看不到它的重大科学成果，也没机会在它上面做研究了。”王贻芳说。

王贻芳今年56岁，而中国CEPC的规划时间，一期工程是计划到2030年完成，实验运行、取数10年，二期工程（如果决定建设）计划2040年启动建设。

“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说明我的规划责任尽到了；而如果我没有提、没有引导这件事情，那是我们的规划没做到位。”

被问到CEPC会不会争取进入我国下一个五年计划即“十四五”规划之中，“这是努力方向之一”，王贻芳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