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不住的互联网腐败黑洞：权力、利益和欺骗

过去两个月中，蚂蚁金服、美团、360、小米、滴滴出行、百度等互联网公司的四十余起腐败案件，随着判决书和内部邮件的公开，被摆到了台面上。

互联网公司的贪腐，八成发生在“看门人”身上。“看门人”是指从事采购、运营和招投标的一线员工。他们可能职级不高，却掌握着对供应商的选择权和议价权。

对千千万万的小供应商来说，想要登上互联网巨头的“大船”，必须先敲开他们这道门，由此衍生出了行贿、刷单等行为交织的灰色地带。

互联网反腐其实早从2011年就开始了。当年2月，阿里巴巴B2B公司大批欺诈事件曝光，牵涉一百多名员工，时任CEO卫哲等高管引咎辞职（详见本报2011年2月27日《阿里巴巴与两千大盗》）。

此后，每年都有互联网腐败案件被曝光。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八年来，几乎所有互联网巨头都发生过内部腐败，涉案人数总计超过650人，他们之中有些人被辞退，有些人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刑。

2018年至今，这类案例越来越多。一年半以来，涉案人数超过340人，占过去八年的一半以上。

为何互联网公司内部腐败案逐年增多？为何漏洞难以堵住？

南方周末记者先后联系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小米、携程、去哪儿、滴滴出行、大疆等2019年被公布贪腐案件的公司。其中超过半数拒绝了采访，仅有百度、京东、滴滴出行和携程给予了书面回复。

反腐八年

2019年7月17日，360知识产权部一位总监被曝收受多家代理商贿赂，周鸿祎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匕首照片，配文“要用最锋利的刀子将这些腐烂的肉切掉”。

但刀子怎么切呢？互联网公司反腐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设立专门的审计部门；二是对举报和拒绝受贿的员工给予奖励；三是成立行业组织，共建“黑名单”。

在携程，审计部直接向集团董事会汇报，专人负责公司举报电话与举报邮箱，其他个人和部门均无权接触。京东的监察部直接向集团CEO汇报，反腐团队由从事过公安、反贪以及其他专业训练的专职调查人员组成。

在奖励方面，京东设立了每年1000万人民币的反腐奖励基金，奖励举报违规的行为，拒绝受贿的员工也会被奖励贿赂金额的50%，升职加薪时被优先考量。滴滴出行对于内部举报或拒绝受贿的员工最高奖励10万元，目前已经奖励了数十人。

2017年2月24日，由京东倡议，联合腾讯、百度、美团等企业发起了首个反腐行业自治组织“阳光诚信联盟”，目前成员三百余家，60%为互联网企业。其网站上线了“失信名单共享系统”，通过该系统，成员单位可共享腐败人员“黑名单”。

2018年德邦快递一位运营经理收了一位供应商一万多元贿款，后来离职到了京东，也把这个供应商带到了京东。德邦快递发现后告知京东，辞退了这个人。

去哪儿方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HR在录用新人时，都会先查这个系统，看看这个人在不在“黑名单”上。

也许正因为这个“黑名单”系统的存在，数位因贪腐入狱的互联网前高管，出狱后都选择了自己创业。

除了这三种普遍方式以外，各家企业也有其他的反腐办法。

比如携程要求每年全员必须完成反舞弊及合规培训，并要求100%考试通过。京东实行管理层ABC问责制，除涉及腐败的员工被辞退外，其直接管理层和间接管理层也会被问责处理。

为了学习反腐方法，2018年新年，十三家内地企业一起组团参观了香港廉政公署。2019年春节，京东又组织员工参观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用犯罪嫌疑人的日常生活警示员工腐败的后果。

在“廉洁京东”微信公号里，有刘强东的自述，他说大学时曾买下一家餐馆创业，结果因为收银员、大厨和采购人员贪污，做垮了餐馆。所以他格外重视反腐，“如果公司怀疑你贪污10万元，就算花1000万元调查取证，也要把你查清楚”。

漏洞在哪

京东方面回复南方周末记者，互联网行业高速迭代，业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导致腐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往往随着新业务不断推陈出新，一般业务拓展期也是监管薄弱期间，易于腐败的滋生。

最容易出现腐败的地方是采销、营运及招投标环节。某些供应商为了获取流量和客源，往往会利用监管环节上的漏洞，以回扣、返点等方式向平台的采销人员进行利益输送，而且手法隐蔽、形式多样，有时甚至内外勾结，监守自盗。

受贿是最普遍的贪腐类型。在2019年被曝光的案例中，包括百度“百家号”业务人员收好处费三十余万元、小米市场部负责人索要高额好处费、美团市场部三人受贿以及蚂蚁金服两位员工受贿一千三百余万元。

2018年8月，京东公布了一组反腐通报案例，16个案件中13个是受贿行为，涉及的部门包括西南城市配送业务、华中大件物流部、金融部、男装和奢侈品采购部、童装部、女装部、配饰部、大家电运营部、生鲜部和人力资源部。

滴滴风控合规部的一名廉政调查员，在回忆文章中说，自己曾是一名当兵近20年的中校团级干部，做了风控的调查员后，看到了很多人受贿的“第一次”：签下朋友李某的一批停车位，收到事后9000多元的感谢费；为贷款销售经理方某和租赁公司牵线搭桥，收到方某3000元；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挪用供应商返还公司的2000元钱搞团建……

滴滴员工拒绝受贿的礼品最常见的是现金、微信红包、礼盒卡券，也有千奇百怪的比如大活鱼、活林蛙，甚至有人上报说对方从自家葡萄藤上摘了几串葡萄送他。

受贿之外，最常见的违规行为是成立关联公司。

在最近曝光的案例中，百度智能云的两名员工勾结外部人员，设立不必要的中间交易环节，引进其中一名员工妻子持股的公司谋取私利。小米市场部一名员工，将公司业务交给亲属持股的公司承揽。

京东曾通报，男装及奢侈品部一位采销经理通过行贿一位部门同事，引进其弟弟所经营的公司，并给予资源支持。

互联网公司的腐败也与其关键业务有关。

比如百度员工曾收费删帖、改网站排名；腾讯员工曾收费解封QQ号；淘宝员工曾收费删除差评；百度旗下电商“糯米”员工曾勾结商家刷单。2019年7月12日，裁判文书网的判决书显示，蚂蚁金服两位员工，让资质不足的商家上线，并帮忙掩饰涉赌、涉诈的投诉，累计受贿一千三百余万元。

被查出的案例也许只是冰山一角。2014年，华为公布116名员工涉嫌腐败，还出现了上亿元的个案，在次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任正非说，此番调查引出了四五千人的“坦白从宽”。

“找到点鼠标的这个人”

腐败屡禁不止，是因为一线员工手中握有决定外部商家生死的权力。

2015年之后，阿里巴巴两次发布公开信，宣布永久关闭46家商家，因为他们以不正当手段谋求“小二”照顾。

阿里“小二”是对接商家的基层员工。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发现，在商家入驻天猫的环节，围绕着跟“小二”的关系，衍生出一批中介。

一位在知乎上做广告的中介介绍，以童装店铺为例，如果自己申请入驻天猫，很容易被拒绝。但找他们就可以通过，需要交5万元中介费，事成付款。当被问到可以成功的原因时，对方暗示认识里面的员工。

另一位中介说，这个价位不可能成事，这只是在赌运气，申请失败也没成本。真的认识内部员工，“打点费”要至少十万。不同类目，要找到对口的审核员，才能保证通过，“我们的渠道，就是找到点鼠标的这个人”。

这位审核员也负责这类店铺的日常运营，日后也会在分配资源时对“关系户”有所照顾，并且向“聚划算”的小二打招呼，给点活动资源。

一位资深淘宝店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聚划算”可以带来很大销量，但符合资质的商家上报活动之后，要小二审核，“小二的权力很大”。

2012年7月，作为最早一批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刑的互联网公司高管阎利珉就是时任“聚划算”总经理。

声称通过内部关系，可以跨越注册门槛的中介，不仅天猫有，京东也有。

一位在“闲鱼”上做广告的中介说，对京东美妆、图书这类停止招商的特殊类目，他们有内部渠道可以通过。另一位中介也说，京东直营的供货商申请要求高，他们可以通过内部关系，比如内部招商“做进去”，但是要塞红包，五六万才行。

“互联网公司的贪腐，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为人手不够，太忙了，一个人的权限就很大。”一位曾在头部电商负责采购的员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靠互相监督，比如请双倍的人，企业成本又会比贪腐的损失大。”

据她介绍，电商依照不同品类划分采购和运营，每个品类的员工都不多，一位采购往往能接触到四五百个供应商，最后要选出三四十个，“选哪个真就是一句话的事”。虽然设有审核，但审核负责很多品类，很难了解具体一个商品的价格或一家供应商的资质。

在价格上，运营有调价的权限，一般要触发到临界值领导才会查，比如应该卖20元的东西，定价在15元以下才会触发系统审批，运营可以定价在15.5元让利益相关者去买。

也可以利用活动，比如“满199减100”的产品，有时页面上不露出，只有一个链接，运营可以发给亲友买下来，再倒卖出去，甚至有供应商自己在活动时低价买入，再原价卖给平台。

“互联网公司查出来的腐败员工，很多时候都是供应商自己举报的。”她说，一开始双方谈拢了，但后来销售不理想、活动力度没给够，不满意的供应商就会举报自己行贿过的人，“一家知名电商，据说一个组里3个人被‘端掉了’，就是供应商做的局。”

贪腐线下早有

一位曾经从事微信电商的员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采购是公认的肥差，就是因为能收回扣，再白的人进去也容易变黑。”

比如，采购跟供应商谈好，买一颗纽扣，单子上写2元一颗，实际上付给供应商的是1.5元，采购赚差价。公司对这种行为几乎没法防范，小公司就用亲戚或者老板自己采购，大公司可能就要靠举报和频繁更换供应商。

这种类型的贪腐也曾形成“窝案”。2018年底，大疆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发布了非常详细的公开信，称供应链贪腐“触目惊心”，公司员工让供应商报底价，然后往上加价，加价部分分成，或者以各种方式踢出正常供应商，涉及范围超百人。这种供应链贪腐造成平均采购价格超过合理水平20%以上，保守估计造成10亿人民币损失。

何希是京东直营的一位供应商。他说，贪腐是很常见的现象，“甲方”是大平台，整套体系决定了“小二”有巨大的权限，动辄可以决定供应商的生死。在这种前提下，大多数供应商希望建立不错的合作关系，可能会想着“搞定某某”，一般是返点的形式。

还有一种贪腐形式是“串货”。一些大型品牌，每年固定把一些费用投到电商，一些投到线下卖场。同一款货，当卖场的售价高于京东的时候，电商平台的人愿意把电商的货卖给线下，中间操作的人吃返点。对于电商来说，卖给谁都是卖，对于线下来说，进货价可能更便宜，损害的是品牌方的战略规划和利益。

“这种单量都很大，一般返点是货物价格的3%，我曾经认识一个人，做了一个季度‘串货’，靠这个在上海买了套房子。”何希说。

但这种模式不是电商发明的，在线下商场超市已经存在很多年。东南西北，各大区互相串，各个国家互相串，钻不同地区价格政策的空子。

采购贪腐同样也不是电商特有的现象，它存在的时间比电商悠久很多。

一位曾经在家乐福工作多年的采访对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家乐福，选什么货是可以由部门决定的。

2006年前后，曾经有一位部门经理在卖场当着许多人的面说，“只要给我10课课长做，没工资都行”。10课就是酒水饮料类。整个集团对腐败的监管，在他看来“形同虚设”。

与国内惯于披露互联网公司腐败情况不同，美国互联网企业极少披露企业内部贪腐情况，几乎没有相关报道。

仅有两个相关的公开案例，一个是2014年苹果前高管向供应商出卖商业机密入狱；另一个是2018年亚马逊员工通过中间人向第三方卖家进行数据交易，包括买卖用户数据、删除负面评论、恢复被禁账户等，随后亚马逊表示进行调查，但查无后文。

与腐败相关的案例，更多是这些公司为了打开海外市场向国外官员行贿，涉及触犯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比如微软在匈牙利、沙特阿拉伯和泰国行贿；优步员工涉嫌向印度尼西亚警方行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