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拾荒者。”

当政策利好、资本集体拥抱垃圾回收的蓝海市场的时候，他们还在和交警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一退再退。“ 脏乱差 ”是摘不掉的帽子，有关部门又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没人想象得出来城市没这群人的话，垃圾还会增量到几何。

在和差评君的聊天中，他们中有的人对于这些称呼欣然接受，并且希望自己低到尘埃里，在和你聊完握手的时候坚决摆手，生怕沾满污秽的黑手脏了“ 大学生 ”；有的人摇着头申诉他们为城市环保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得不到应有的承认；还有的人点上根烟咱们就是好兄弟，

“ 捡破烂儿无非一个谋生的行当，大不了不干，干别的总不能饿死吧。”

某种程度上，他们处在一种失语的境地。

你捡破烂儿能把两个孩子“ 捡 ”上大学吗？

魏姐的一天是从凌晨四点开始的。

相识的人叫她“ 大个子 ”。身材高，虎背熊腰，能干活，皮肤黝黑。每天早晨四点半，她都要开着三轮车到 20 公里外的市中心收垃圾。三轮车改装过，电动马力大，五点多到城区。

延安路是杭州市规模最大的商业街，连接了市区最大的三个商圈。每到下午，这里都会聚集各色网红，按时“ 上班 ”走着走着突然给你来个一字马和公主抱，然后上传到社交软件上，获得大量的点赞和评论。当然没有随随便便的美若天仙，还有凹到天荒地老的造型。

在魏姐眼里，延安路是块宝地，西北有几个规模巨大的老小区，社区开放，只要三轮车停对地方，早晨六七点就可以完美躲过交警和社区的检查。

保洁、环卫工人、保姆都是提供废品的主力，还有早早起来遛弯儿的老业主，颤巍巍提着两小袋塑料瓶交给魏姐，换一顿早点钱。

“ 老人们还是有勤俭节约的习惯，你别看他住着这地方几百几千万的房，还是愿意囤东西，舍不得白扔。”

两个月前，魏姐发现小区的垃圾桶换成了新款，铁罩子一罩，每个小区的垃圾桶边儿上，都有大妈戴着红袖章，轮流站岗。魏姐觉得跟自己关系不大，她觉得早晨那垃圾桶里基本没什么东西，塑料瓶、纸板这些可回收垃圾，都被保洁和环卫拿出来卖给自己了。

不过最近还有一些小区开始搞刷脸、刷牌的垃圾桶，锁在桶里的垃圾，外人不能再随意拣拾。魏姐认为这样政策对自己没有影响，回复差评君：

“ 大不了不收这个，我去西湖边儿转一圈能捡七八十斤。”

魏姐是安徽亳州人，十八年前跟着男人到杭州，搞个三轮车，还有一同来的二十多个老乡，到处翻垃圾桶扒垃圾桶，做着最末端的垃圾回收。社会学上称他们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们“ 流动人口 ”。

一开始魏姐停在马路边儿上，通过承包周边写字楼、大厦产生的垃圾盈利。优势是稳定，没别的拾荒者争抢，问题是必须天天到，不自由，扣除承包费也赚不到多少钱，魏姐放弃了承包的方式，开始专注老小区的垃圾回收。

平时只要魏姐安全到达社区西边的小门，只消一两个小时就能收五六百斤塑料瓶，放到三轮车上能有三米高。隔三差五的，社区会有卫生检查，社区领导就会撵人，魏姐的应对之策就是起的更早，只要在八点领导上班之前搞定，就不会有差错。

也有失算的时候，社区旁边是一所小学，早晨接送的车辆经常聚集在小路，魏姐装包后的“ 巨型三轮 ”就成了阻碍交通的源头。被投诉了几次后，魏姐学乖了，来的既早又快，还顺带搞一下门口的卫生。

一旦进入市区，“ 魏姐们 ”的经过改装的三轮车就成了交警重点关照的对象，超载和违规进入专用车道是经常罚款的依据。最近扣车的情况少了，三十五十的罚款更多了，很多拾荒者把交警的行为看作是对他们不得已违规的默许，是对他们为城市垃圾分类、废品回收所作的贡献的理解。

打包的差不多的时候，魏姐就会叫自己的堂哥和老乡帮忙装车。饶是大个子魏姐，一个人也难以将五六百斤的垃圾固定在车上，往往要站在小板凳上，一人扶着，一层一层垒，十三四个编织袋绑着，有的还垂到挡风玻璃上。三轮车吱呀着喘粗气，魏姐油光黒亮的胳膊冒热气。

十几年魏姐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送两个闺女上了大学，大女儿研究生读了政治。魏姐从车上拿出一份材料，说是女儿参加活动带回来的。

会议手册上写着：“ ‘ 大都市区建设进程中的美好生活需要 ’ 学术研讨会 ” 。

魏姐很自豪，为女儿，也为自己。

互联网＋是年轻拾荒者的路子吗？

杭州的拾荒者多数和魏姐一样，来自安徽。早至八十年代，就有相当数量的安徽人背井离乡，到相对富庶但不算太远的杭州讨生活。这不是偶然或者短期效应，2017 年的人口流动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十年人口流出 962.3 万，全国第一。

除了安徽人，湖南籍也是杭州拾荒大军的重要成员，并且更加拼命，“ 是一天 24 小时不睡觉的干，我们干不过他们。”

说这话的是张乐，安徽蚌埠人，26 岁。14 岁出门打工，在浙江台州的工厂做了 10 年，因为家庭变故到杭州开了废品回收站，刚满一年。

“ 我叔他们说，湖南人收可乐瓶（ 塑料瓶 ），好比一块钱一斤收，一块钱一斤卖。你猜猜钱怎么赚？”

“ 他们晚上不睡觉，每个瓶子拧开灌一瓶盖水，增重，每个瓶子只加一盖子水。因为塑料厂那个鼓风机一盖水的瓶子正好吹的上去，再多一点就掉下来，人家就赚这个水钱，地盘儿和客户都有了。”

仿佛在传颂经久不衰的老故事，张乐歪着头看一脸不可思议的众人，好像回到了他叔讲给自己听时的场景。

张乐的叔开了十几年废品回收站，父亲也给叔当帮工。去年张乐因为做早餐生意赔本儿，老婆离婚丢下两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劝说他回来收废品，并愿意帮忙。

张乐废品店是开起来了，但坚决不要父亲过来。嘴上说着父亲年纪大，思想跟不上自己，过来添乱，实际上是担心自己再赔了，父亲也跟着吃苦。

当然，亲戚们思想跟不上时代，是张乐一直坚持的看法，就比如扩大废品回收规模。

黄家村可能是杭州城区最后的民间垃圾回收者聚集地。这个位于江干区的城中村，往南离杭州东站直线距离只有五公里，存在着大大小小几十家垃圾回收站，张乐和魏姐都住在这里。

张乐和大部分垃圾回收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只有26岁，接触了更新的资讯和理念。在杭州乃至全国的拾荒大军里，第二代往往通过父辈的积累摆脱了拾荒的宿命，像张乐这样走“回头路”的很少。

张乐的回收站有五六十平米，外屋堆放刚收的塑料瓶、纸板；内屋用于居住和摆放打包分类好的废品，彩钢板作屋顶，刚刚安装了烟雾报警器。张乐每天需要一人交易、分拣打包回收物，每晚要关门往纸厂送一趟纸板。

不久前一家做纸板回收的互联网企业找张乐合作，张乐研究了对方的运营模式后，断定其做不长久。

这家公司通过在杭州市区小区租赁门面，每个网点雇佣七到八人，通过 App提供预约制纸板回收上门服务。张乐认为城区巨额的房租和人力成本导致前期投资过大，而单次回收量过少导致上门服务的成本大大增加。

“ 本来一个低成本的事情，互联网是好，但是这个模式太不现实。”

张乐琢磨的是“ 扩大规模，减少中间环节 ”。一般来说民间回收从末端拾荒者，到流动废品商，到中型回收站、大型回收站，再到工厂经过层层环节，各层利润被大幅压缩。

以废纸板为例，末端回收价在五毛五一斤左右，纸厂回收价可能在八毛以上。张乐的货要先“ 压包 ”，也就是通过机器压缩成一个一吨的包。之后还不会卖到厂里，还要通过一道“ 垫资 ”，垫资中间人通过大量现金交易收购后再卖给纸厂，每车赚取 2000 元左右的提成。

“ 我们都是要现金结账的，纸厂不会现结散户的，所以人家能垫资。”

张乐认为在末端和医院、学校、写字楼谈妥承包，郊区找场地和机器，自己压包，利润率可以大大提高，甚至还可以提高和厂家的议价能力。

让张乐有点失望的是，干了几十年的亲戚们并不认为这耗资巨大的事情能够做成，踏踏实实的干好自己的垃圾回收站，虽然辛苦点，但是足够了。

“ 他们不相信你能做起来，他们没想法，就是收垃圾，几十年都不会变。”

话说着，又来一车废品。张乐老练的捏了捏来人车上的纸板，断定已经泡水，压低了价格。

他将妻子离婚的原因归结于自己没钱，总结“ 做什么都要看清现实 ”。因为“ 同甘共苦是不可能的，没钱只能有多远滚多远。”

如今赶在“ 互联网＋垃圾 ”风口的企业，精明的做设备生产，技术服务，反而做垃圾回收的成了最难的事情。

企业忙着通过技术代替人力。数据显示，在 7 月《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实施当月，注册成立的垃圾分类企业达到 1004 家，上百个垃圾分类应用一夜之间上线。

很少有企业试图整合原有民间分类回收体系，而是在政策补贴中不断开辟“ 新模式 ”。实际上， 在垃圾的分拣阶段仍然离不开手工，经验丰富的拾荒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融合其中，而不因为“ 零和博弈 ”被替代和淘汰。

环保的垃圾回收不环保？

根据长期研究中国废品回收体系的美国南加州大学环境史硕士、环保 NGO “ 零废弃村落 ”发起人陈立雯估计：“ 废品 ”在中国的城市垃圾中所占的比重约为 30 %，其中近 90% 得到回收。相比之下，在环保理念和政策都领先全美的加州，这个比例也只在 35% 左右。

这其中民间垃圾回收群体成为主力。仅以北京为例，2014年左右高峰期人数曾达到 30 万人之多。如今他们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下，夹缝生存。

除了电动三轮车的“ 路上囧遇 ”，这些大小垃圾回收站还面临着“ 百分之九十没证 ”的尴尬，无营业执照、无资格证、无合法场地证明。

“ 没有垃圾回收站这个选项，只有政府建垃圾分拣中心可以办证，我们这些小的不行。” 张乐这么说。

（ 民间回收往往是脏乱差的代名词 ）

但实际上和一般企业一样，废品回收站同样需要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唯一区别在于，还要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这对于拾荒者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成本，更何况即使有了这些，还要面对经常性的“ 查环保 ”。

2015 年新环境保护法的实行，废品回收站整顿成为重要的一项，“ 脏乱差 ”不再被容忍，同时随意堆砌的垃圾还存在着占道经营、安全隐患，这些都和城市发展格格不入。整顿的同时也在不断压缩着城市民间废品回收的规模。

差评君走访的经营者，大都经历了数十次的迁徙，从市中心逐渐往城郊移动。原因除了环保要求，还有城中村的拆迁改造。

上文提到的黄家村，也因为地处城区，形成了道路一边星棋布罗的垃圾回收站，一边拔地而起的高档楼盘的景象。一道渭泾分明的分界线，拦不住城市化的道路。

无证的中型回收站靠着“ 关系 ”存活。

魏姐和张乐每天会把塑料垃圾运到黄家村西南的一家回收站，这里拥有大型粉碎机和压缩机，塑料瓶通过履带和人工分拣被粉碎打包，夏天旺季可以达到近 20 吨的回收量。整个场地机器声轰鸣， 空气中弥漫着塑料粉碎的酸味。平时场地大门紧闭，每进一辆车才会开门并迅速合上。

张乐说之前厂子还会将粉碎的塑料进行水洗分离再烘干，因为“ 查环保 ”污染水资源被叫停。老板娘则否认了这件事。

前来交易的拾荒者对这里老板的身份说法不一，有人说是温州人，有人说是本地人，因为“ 硬关系 ”才能生存近二十年屹立不倒。

干了十几二十年的经营者们烦恼的是，寸土寸金的城市租金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低，城中村越来越少，废品回收的区域化和规范化却迟迟未来。

夏天即将过去，废品回收的旺季也将结束，嘴上说着干这行自由的魏姐还是天天往返于延安路和黄家村，年初一场意外男人腿部受伤，她要承担更多的工作量。

魏姐说当年一同来杭州收废品的老乡们都改行了，自己的哥哥弟弟，都去工地上拆房子，表弟买了大车跑运输。魏姐想着改行，可是男人和自己身无他技，又没驾驶证，杭州的垃圾又越来越多，每天跑这一趟能赚 500 块，终究是舍不得。

张乐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对于这个行业他既没有时间沉淀的依恋，也没有技能的羁绊，一切跟着行情走。

繁华的城市有梦想，也制造无常，或许，拾荒者不再担忧身份认同的问题，而应该是未来何去何从的新问题。

问题是，缺了他们，城市垃圾回收，真能行吗？

“ 一个城市的文明不只看强者的高度，还有弱势群体的地位。”